大跃进（1957—1960）　　

　　大跃进并不是具有一贯指导方针或目标的一项具体计划，而是由一种政治态度或思想框架结合在一起的一系列政策（大跃进的开始正好与1958—1962年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相吻合，但这一计划中途夭折）。这种态度是以充满浮夸和鼓励的高度修辞性的语言来表述的。它说全中国同步前进，但在实际上，在时间和地点上有许多变量和偏向。它还提出了承担统一和永久的责任，但大跃进政策直到1958年秋才完全形成，并且几乎立即又作了局部的修改，这表明对这场运动所承担的责任并不像宣称的那样肯定。换言之，关于大跃进的目标、运作甚至还有持续的时间，都存在许多不确定性；然而，它对中国政治的影响却是巨大的。　　

　　大跃进的主题　　

　　渗透于大跃进的华美词句中的四个相互关联的主题，表现了有关这场运动性质的一般形象。对大跃进观点所作的最美好的表述表明了这里所指出的四个主题，见刘少奇《中共中央向八大二次会议的工作报告》；对大跃进所作的学术上最充分的说明，可见麦克法夸尔《文化大革命的起源，卷二：大跃进，1958—1960》，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83年。其一是热烈的乐观主义，宣称国有能力在短期内完成历史性的任务，认为先前的问题已经找到并将得到解决。　　

　　另一个主题是将群众路线的原则神圣化，认为人的努力和意志是决定性的因素，因此大众动员是解决所有行动领域的问题的有效方法。这种拔高群众路线的做法十分强调所动员人力的数量，颂扬牺牲精神和体力劳动的价值，贬低专业化技能和知识精英的专业知识。其中一个特别的结果是“下放”，将机关工作人员和知识分子送到基层从事比较低级的劳动。　　

　　第三个主题是“政治挂帅”，它断言正确的政治觉悟最重要，因而是社会行动的惟一恰当的基础。这一原则要求尽可能广泛地传播官方意识形态，努力保证政治思想推动和指导群众动员。这对中共也具有重要意义，作为政治公正性的惟一裁判，它是能够规定用什么政治来挂帅的独一无二的组织。其结果是大大增加了党委在贯彻中央政策时的权力。　　

　　最后，大跃进相信经济、政治和文化领域的同时进步是可能的，它不承认在发展中存在不可克服的限制或是相互排斥的可能性。关于全面进步的观念，表现在可以说是那个时期最有代表性的口号中：“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正如这一口号和刘少奇对它的论述所表明的，大跃进的哲学坚持认为速度可以与效率相结合，量可以与质相结合，农业和地方的发展可以与工业和全国的发展相结合。这种发展的关键因素是放松机构控制（通过分散权力和群众运动来实现），以便鼓励每一个社会单位最充分地发挥其自身的潜力。　　

　　产生与起源　　

　　从1957年末开始，党内在将这些主题联成一体时表现出了明显的一致意见，它掩盖了大跃进政策产生过程的渐进性和有争议性。它的许多特征实际上在1955年末和1956年初（即在毛泽东于1955年7月作出关于农业集体化的讲话之后）已经显现出来。刘少奇在1958年5月向中共八大二次会议的报告中指出，1955—1956年的早期的“跃进”已经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建立了恰当的模式。可是，反对毛泽东的保守派却坚持，必须停止1955—1956年的“跃进”和开展1956—1957年的辩论。甚至在1957年夏的“反右”斗争使“百花齐放”的批评者们沉默之后，保守的经济政策仍然显而易见。发动大跃进的关键的决定是在1957年9—10月的三中全会上作出的。这次全会的两项决定特别引人注目。一项是扩大反右斗争（在此之前主要关心“百花齐放”的实验），把它扩展成一场彻底的、全国范围的整风运动，向工人、农民群众开展社会主义教育，清除党内与其他精英团体内的“右派”和各种错误倾向。全会的另一项决定是分散权力的计划，把许多企业和金融资源的控制权从中央的各个部下放到省级。这些决定为意识形态灌输的强化，为清除或分化党的保守官员，也为通过牺牲中央国家机关的权力来提高党委（特别是省委）的权力提供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