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1957年的“自由化”和辩论 “自由化”在1957年5—6月间的“百花齐放”运动中达到了高潮，其内容大部分是知识分子在短时期内爆发出的批评，它导致了政治上的逆转，并最终抛弃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所规定的国家发展方针。有关百花齐放时期的文献和分析，见R麦克法夸尔《百花齐放运动与中国知识分子》，纽约，1960年；以及麦克法考尔《文化大革命的起源，卷一：人民内部矛盾，1956—1957》，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74年。先培育然后又铲除这些“百花”，这一问题要比容许知识分子不同政见的有限问题更有争议得多。所牵涉到的是关于中国怎样发展和应当怎样发展的严肃辩论。这场辩论主要在1956—1957年展开；当然，其中的某些争议在此前已经初见端倪，而大部分问题从1959年直到文化大革命期间仍然引发出越来越激烈的冲突。这场辩论的焦点是中共不满意或是不安于第一个五年计划所产生的结果，因此，在这样的背景下讨论问题就非常容易了。我们在指出这场辩论的界限时，不是试图详细说明领导层中个人或派别的立场，而是要概括地表明对第一个五年计划作出的保守和激进的反应。 突出的争议问题之一是农业和工业发展之间的恰当平衡，以及如何实现这种平衡。在坚持必须实现工业化这一点上，中共精英们是一致的； 但他们也承认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相对薄弱，必须加强，以确保用于重工业的恰当投资。城市化人口和消费者需求的增长加剧了他们对农业和消费品短缺的担忧。他们相应地批准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有关农业和轻工业投资目标的适量增长，但保守派不愿意走得离这一点过远。他们对农业集体化在生产和农民反应方面的结果持悲观态度；他们宁愿慢慢来，以防止扰乱农业形势，并且让工业化把农民渐渐引导到比较集体化的经济。激进观点主张更超前的政策，推进集体化并依靠由此而产生的力量，在农村开展迅速的社会和经济变革。这些观点之间的斗争始于毛1955年末加速集体化的号召，它导致了1955—1957年间农业政策的几次波动。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第二个公认的缺陷是它过分主张中央集权化和官僚化，以至于领导者后来大多认为，中央的部委应当把一部分权力下放到下级单位，并展开了对官僚行为的批评。激进派要求简化官僚机构，精简人员（1956年毛泽东提议党和政府机关的人员减少2/3），并要求由委员会或群众来扩大对领导干部的监督。这一观点得到了相当多的支持，因为国家部委的权力对党的权威提出了日益增长的挑战，也是苏联影响的一个象征。中共在作出最早脱离苏联模式体制的尝试时放弃了企业的“一长制”，主张由党委实行较大的控制；在1956年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加强在各条战线上党委的领导已经成了既定的政策。然而，保守派对从总体上削弱权力结构的任何做法都缺乏热情，他们也不准备贬低官僚和技术专业化的价值。激进派在为了反对官僚主义而推进群众路线（不只是加强党委领导）时究竟能走多远，这仍然有待考察。 最后，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提出了关于中共与中国社会其他团体关系的根本性问题——这些问题由于赫鲁晓夫1956年初谴责斯大林的沉重冲击与随后的波兰和匈牙利起义而突显了出来。 在这一问题上，中共精英也至少达成了部分共识，即政治的稳固和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建立已经基本上统一了中国，因此反革命的危险已经不大，党在与非党分子的关系中可以不那么权威主义。这些信念促成了1956—1957年的“自由化”；但领导人对其意义并不只持有一种想法。一种比较保守的观点把经济和政治的稳固看作是革命时期结束的标志；因此中共可以通过新机构而不是通过群众运动来行使领导，群众运动在其时兴的时期是必要的，但此时却容易导致错误、过火和低效率。在持续的政治动员和斗争的情形下，这一观点意味着法律规范化，更严格地监督机构程序，对人民特别是对那些具有国家所必需的技能但却仍未被利用的知识分子和技术人员作某种物质上的让步。保守派实质上倾向于在不强调或扩大非党团体的政治作用的前提下与它们和解或合作。毛泽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著名讲话是比较激进观点的最充分表述。其中心论点是，甚至在社会主义社会也存在“非对抗性”的矛盾，为了解决这些矛盾，必须实行公开辩论。毛泽东在肯定党的基本领导和监督地位的同时，也指出非党团体在政治过程中应发挥重要的、辩证的作用——这种作用不仅可改造这些团体自身，而且还可刺激社会主义制度加强自身的力量。正是毛泽东针对他的某些同事的保留意见而提出的这些推动措施，使得“自由化”成了短期的“百花齐放”。 中共不久便发现知识分子的批评过于严重，散布这些意见的危险性太大，以致不能允许“百花齐放”的实验继续进行下去。批评者沉默了，在某些地方受到了惩罚，党则通过提出一种新观点来解决这场辩论。其结果是大跃进，它在1957年已经成形，在此后的三年主导了中国政治。大跃进也标志着中国脱离了指导着1949—1957年决策过程的苏联模式，并朝向在此后20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里占统治地位的毛泽东主义模式。有意义的是，1978年前后，中共从毛泽东主义转向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这成了它的第二个主要转折点，此时它又重新提起上面描述的1956—1957年间的许多保守观点。 |
创建时间：2006-5-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