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时期（1949—1952）　　

　　中共1949年掌权时有理由信心十足。红军取得了对国民党军队的决定性军事胜利，在几十年内第一次产生了这样的中国政府，它在自己的大陆领土内不再面对大规模的军事对抗。党通过长期斗争变得纪律严明、经验丰富，包括对中国的大片农村实施行政管理的相当重要的实践经验。对于一个新的革命政权来说，其政治权威是稳固的，部分是由于其民族主义和改革纲领所获得的积极支持（特别是在青年知识分子中间，以及在它所运行的各个方面），部分是由于它已表明的军事和政治的效率，获得了业已十分厌倦斗争和不稳定状况的人民的广泛接受（假如说还不是支持的话）。这些条件使人们对这样一个中国的迅速崛起产生了很高的期望，公民在这个国家有可能找到越来越多的发展机会和民族尊严。然而，由于一系列的原因，这个新制度所建立的形象要比这些因素本应造成的状况来得缓慢，并带有更多的动乱。　　

　　中日战争、内战、俄国人在东北没收工业设备、国民党政府当局垮台，留下了一个支离破碎和高通货膨胀的经济。因此，共产党人在头几年里集中从事恢复工厂、生产和交通设施，控制通货膨胀和政府开支的工作。到1952年底，经济重建已基本完成，这使得大陆的生产水平达到战前的最高水平。然而，在取得这些进展时，中共除了推迟它使经济社会化的计划之外，没有别的选择。　　

　　第二个主要问题是，在1949年，中共还没有准备好对整个政治制度的直接控制。尽管其全国领导权已经指日可待，并且无可怀疑，但它并不具有足够的资源来填充实现其目标所必须的所有职位。大多是在战时条件下取得的广泛的农村管理的经验，对于重建整个国家经济所面临的各种各样的复杂任务来说，远非恰当的训练；许多党员都是文盲，不能适应城市生活，更不要说城市的管理了。而且，即使党员的素质已较好地适合它所担负的新责任，其数量也是不够的。从1948年末开始，国民党的抵抗迅速崩溃，使得共产党获得了政治上尚未同化的大片地区。尽管迅速招募新人，中共仍不能立即巩固其政治控制。面对这种情况，它采取了机构上的权宜之计和大众动员这两重策略。　　

　　在政府机构方面，新领导采用了权宜做法，允许许多现存的机构和官员继续留任，当然不保证其恒久性。因此，中央政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名义下行使职能，许多党外人士在统一战线之下被安排到高级职位上。国家划分了六大行政区，大区与大军区相一致，这样就在军民权力合一的基础上使军事征服的形式自然地流向地区政府的分权体制中。在较低级别，许多旧官僚仍然保留职位，而地方党组织则扮演了比较谨慎的角色。简言之，中共只是把建立长久政府结构的计划推迟到巩固其政治结构之后。它利用过渡时期建立组织力量，同时试图清除不可靠的官员和党员。这项基本的政治工作大部分在1949—1952年间完成。当然，新的国家结构直到1954年才建立起来。　　

　　政治动员　　

　　当经济重建和政治巩固延搁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鼓励许多非党知识分子、商人、海外华侨和旧官僚献身于人民共和国的时候，动员群众的工作并未延搁。在共产党和非共产党领导下的早期革命事业中，中国社会的许多团体已开展了政治动员，这一术语指的是获取资源（在这里是指人的资源）来为政治权威服务的过程。然而，这一动员过程对整个中国社会来说仍然是局部的、断断续续的，还得以一定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为基础，而当时的发展水平使得动员难以维持下去。1949年人口的绝大多数仍然是从事农业的文盲，现代交通和通讯的服务也很差。避免外部干扰和要求的传统在乡村仍然很顽固。在共产党人控制的地区，他们通过广泛的面对面接触而推进了自己的纲领，以此证明自己有能力克服这些困难，但在1949年以前，只是人口中的少数受此影响。认同于抗日的民族主义的社会动员给予中共超出自己区域范围的相当的合法性，这非常有助于建立其权威，但并不能保证群众的能量可以类似地发挥于社会主义建设。这些新领导相应作出决定：支持政治整合和前期社会改革的彻底的动员必须先于新体制的制度化。　　

　　完成这一任务的首要途径是一系列的群众运动，每一次运动都含有双重目的，即针对一个特定的政治和社会问题，同时在中共领导下动员群众资源。在“解放区”先开展、以后又于1950—1952年在全国贯彻的土地改革运动建立了农会，重新分配了土地并打击了地主阶级的力量和地位。1952年开始了“贯彻婚姻法”运动，目的是改革传统的婚姻制度和中国社会中普遍存在的妇女不平等地位。在1950—1953年整个朝鲜战争期间开展的“抗美援朝”运动，致力于动员群众支持中国在战争中的行动并激起反美情绪。1951年，中共发起了“镇压反革命”运动，以便清除对这个政权的武装抵抗和其他敌人的残余势力。1951年冬至1952年的“三反”（反对政府中的“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审查并管束了党内和党外不符合中共标准的干部。随后的“五反”运动（反对工商人员所谓“行贿、偷税漏税、盗窃国家资财、骗取政府合同、盗窃国家经济情报”）剧烈地削弱了城市中产阶级的经济资源和政治地位。在“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中，所有高级知识分子都开展了思想交锋、批评和自我检讨，以此来考验他们的基本信仰是否忠实于这个新秩序。　　

　　这些运动一个接一个迅速开展，几乎多多少少涉及到每一个公民。没有一个特定的问题得到了永久性的解决（后面的运动总是重提或修改前面运动中的问题），它们对群众的影响也是复杂的。对某些人，运动带来了向上迁升和参与政治活动的新意识；对另外一些人，运动带来了个人的损失、不安和恐惧，因为运动中存在过火行动以及预谋和自发的恐怖成分，特别是在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的运动中。然而，这些早期的群众运动扩大了群众组织，建立了宣传网络，吸收了新的积极分子和党员，清除了反对者并创建了新的社会关系，因此而大大加强了共产党的政治整合。后来的事件使人们对这些动员所实现的彻底性程度产生了疑问；但在这一方面，中共也获得了具有根本重要性的收获，它超过了以前的动员水平，并从以前占统治地位的民族主义目标转向激进的社会和经济变革上来。从中共的观点来看，这种方式为社会主义建设铺平了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