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稳定的政治体系（无论是民主的还是权威主义的），往往从作为其政治基础的机制构架入手。政治结构是一个逻辑起点，因为它沟通了政治事务的流动，通常也比主导了某个时期的政治人物或政治问题呈现出更为长久的形象。当然，机构并不是不可变化的，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在试图分析政治过程之前，先理解机构的框架和关系不无益处。　　

　　在革命政权中，机构并不太重要。革命精英通常致力于破坏某些机构，怀疑另一些机构，并且不情愿将他们的能量用于建立新机构。当然，政治活动的结构仍然存在，但它常常包括非正式的个人关系，有关战略和政策计划的争论，以及在往往排斥局外人的革命运动中权力关系的转移，等等。有效的结构不太可能在正式政治机构中找到，其典型状况是姗姗来迟，匆匆而去，它们即使可以持续下去，也不能行使分配给它们的权力。　　

　　革命体制中机构的捉摸不定的作用，对于研究中国政治的学生、学者来说是一个难题。在1949年革命胜利前后和1958—1967年由毛泽东主义推动的那些年月里，中国政治机构一般变动不居，而且往往是杂乱无章，这对于理解其政治状况提供不了什么指导。然而，在50年代中期的一个短时期和1976年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机构对于政治权力的实际分配和管理提供了比较重要的指导。而且某些机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部分历史中比较稳定，在中国人政治辩论的词汇中常提到它们。因此，研究中国政治的学生、学者仍然需要知道其主要政治机构的名称、相对重要性或持久性。相应地，我们开始分析其政治构架时先简略地讨论比较长久的组织原则，然后再来看中共本身、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结构和群众组织。　　

　　认识机构还仅仅是理解中国政治构架的第一步。这是因为构架首先是从另外两个来源获得的：第一个来源是作为1949年以后历史主导方面的成套政策、模式或“路线”，第二个来源是执政党的意识形态。1949年以后政策变化的类型构成了政治构架的一个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因为它确定了每个时期的一般特征——政策、运动、目标以及机构的关系——这些在实际上一直是大多数中国人政治辩论和行动的焦点。不了解这种周期性的特征，就不能理解正式机构的重要性何以时大时小，以及其构架如何在长时期内演变。因此，在开始考察机构时，本章要广泛地讨论1949年以后政策的演变，把机构的发展看作是政治构架内变化的几个指数之一。 作为制度指导线索的另外一个主要来源的意识形态，将在第四章中作分析，该章试图将共产党构架的长期特征与其中变化的类型结合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