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力更生　　

　　自力更生的思想是从历史经验中吸取力量的中共政治作风的第三个因素。产生这种思想的条件是从1927年起建立的共产主义根据地在地理、经济和政治上的相对孤立状况。这些地区由于军事和经济的封锁，一般与外界没有重要的联系，甚至相互之间也缺少联系；而且根据地内部也比较落后，邮电通讯服务也差。每一个根据地本身范围广大，为了生存，它依靠自己的军队和自给自足的经济。　　

　　自力更生的原则有国内和国际两方面的意义。在国内方面，它在中国共产党人中培养了一种偏爱地方单位的倾向，这些地方单位在经济上相对自给自足，面对最少量的外部援助，它们负有以自身的资源获得最大产出的相当大的责任。自力更生原则所偏爱的体系具有分散权力的特征，当然分散权力这种提法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易于误导的用语，这是因为中共更多地强调保持中央权威的首要地位。自力更生真正表示的意思是地方单位明确服从中央控制和纪律的系统，但在实际上，它们只对自己负责，而不需要中央更多的关心和支持。　　

　　毛泽东同样肯定自力更生在国际事务中的重要性。他指出，中共在中国的胜利靠的是自己的努力和资源；像第一次统一战线期间那样的外国援助，实际上起了反作用。中国人对这个问题的观点显然遵从了毛泽东对国内和党的经验的解释，他们对外来势力的存在可能导致外国影响和控制的问题始终保持警惕。他们也很清楚自己国家对其他国家提供物质帮助的有限能力。他们虽然欢迎国际上的支持，也帮助他们所同情的其他国家和运动，但坚持每个国家必须主要依靠自己的资源去实现自己的目标。　　

　　意识形态教育　　

　　中国共产党人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所面临的最困难的理论问题是，在一个与自己的封建历史如此贴近的农业国里，如何从事社会主义革命和建立社会主义国家。怎样才能在缺少无产阶级基础的情况下使这项事业获得成功？1927年以后，当时的中共必须设法在显然是非无产阶级的背景下生存下来，这个问题便完全突现了出来。毛泽东对此的回答是建立一支红军，由农民、以前的匪、国民党兵和其他混杂的成分组成，他们的思想意识将通过教育而得到提高。同样，党也将这一原则应用于新加入的农民和知识分子，应用于其根据地的民众，并最终应用于整个中国人民。　　

　　毛泽东主义者从不认为人们可以轻易地走上纯化意识形态的教育之路。他们反复警告说（“文化大革命”是一个最好的例子）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强大影响甚至可能腐蚀那些已经转变了立场的人们。因此，他们采取教育、灌输和整风的技术来克服这些障碍和威胁。这里所说的技术（大众传播媒介、政治学习、受指导的小组讨论、不断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在苏维埃时期已经存在，在延安时趋于成熟，在1949年后则被体制化了。　　

　　可是，教育是个缓慢的过程，而且要看采取何种方式，由一种教育方式可以奏效的，用另一种方式不一定奏效。教育本身何以成为革命的有效工具？对毛泽东来说，至少还有另外一个必要的成分：人的意志。它在任何特定的形势下都可成为决定性的因素，并应当受意识形态观念的指导；但人最初行动时的意志却是至关重要的，它通过在实践中检验和应用思想观念而使教育程序发生效力。中共的全部历史，包括它在极端逆境中的斗争和最终胜利，强化了这一信念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