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统一战线时期（1935—1945） 中国共产党人在向陕西长征的途中，与国民党的第二次统一战线已开始形成，以作为对日益增长的日本人对华威胁的一种反应。共产党的第一批部队于1935年10月到达陕北，此时其实力已大大削弱。尽管中共发出抵抗日本的号召已有多年，但只是在1935年以后，这一口号才获得了具体的政治意义。共产国际1935年号召建立国际反法西斯主义的统一战线，日本人再次进攻带来的咄咄逼人的威胁，中共转移到靠近华北的棘手地区，这一切都使得国共合作有可能实现。通向新联盟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因为双方都怀有很深的戒心和敌意，但在1936年12月的西安事变之后，其基础亦已铺就。随着1937年7月7日中国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第二次统一战线变成了现实。见V斯莱克《敌人与朋友》，第48～93页。 然而，此次统一战线与第一次十分不同，它实际上是在反日联盟基础上的军事停火。国民党放弃了对共产党人的“围剿”，而共产党则放弃苏维埃共和国，同意使这些地区和军队在形式上隶属于全国政府。事实上，两党之间很少开展什么合作，只是存在着大致可以理解的共识，即两党不处于交战状态，共产党控制的领土和力量保留了事实上的独立。中共利用了它由此而取得的安全地位，扩大自己的影响，从而相应地抑制了国民党和日本人的权威。1937年1月，毛泽东的力量占领了陕北的延安，延安此后便成了陕甘宁边区这个稳固的新根据地的中心。在整个抗日战争中，延安不仅是陕甘宁边区的首都，而且也是接受共产党领导的其他日益壮大的边区和抗日根据地事实上的首都。按照共产党的资料记载，到1945年，这样的边区和根据地已经发展到19个，大部分在华北，也有一部分在长江下游地区和华南；中共发展到多达120万党员和91万武装人员，所统治地区的人口达9510万。见J汤森《共产主义中国的政治参与》，第52页。鉴于中共的力量在长征结束时只有它在江西高峰时的一个零头，延安时期便是共产党人真正惊人地成长和壮大的时期。 第二次统一战线在中国共产主义的历史上是一个决定性的时期。中共力量在1937—1945年间的大量增长改变了中国政治的势。抗日战争结束时，共产党力量在数量和装备上仍然不如国民党，但它第一次成了全国政权的真正争夺者。党的领导在人事和技术上的巩固推动了其力量如此大的增长，这反映了中共作为一个组织的成熟。毛泽东在1935年上升到领导地位时并未消除他所有的竞争者，但在延安，他在党内打击或清除了有可能对他的统治发出挑战的人物。在1942—1944年的整个整风运动有关这场运动的文献，见《毛泽东的中国：党的整风文献1942—1944》。和1945年4—6月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决定中，七大修改过的党章把毛泽东思想称为党的工作的指导方针。在大会召开之前不久，中央委员会还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肯定了毛泽东的政治事业的正确性，并强调了他的各类政治反对者的错误和偏向。毛泽东使自己的“思想”成为党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应用于中国的指导方针。在陕甘宁边区相对稳定的政治条件下（尽管并非所有共产党根据地都如此），毛泽东的政治和学说权威的这种整合作用直接地转变成为实践；他所倡导的教育和规范党员、控制官僚、领导和组织群众、组织经济和完成其他许多任务的方法，都得到了系统的应用，并被公式化为中共政治作风不可分割的部分。对陕甘宁边区政治的分析，并强调其在1949年以后共产主义政治的核心作用，见M塞尔顿《革命中国的延安道路，1937—1945》，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62年。 1935—1945年间的另一项重要发展是中共口号的民族主义化。在苏维埃时期，中共保持了基本的阶级导向，这表现在中央委员会试图建立一个无产阶级政党的努力和苏区的土地政策上，它对农村富裕阶级不时采取严厉的没收政策。在统一战线之后，中共的经济政策变得比较温和，使自己得以争取各个阶级的支持。这场运动的焦点成了民族斗争，而不是阶级斗争，这种转变表现在这一时期关于中国革命性质的理论声明中和热烈的民族主义宣传上。因此，第二次统一战线的真正意义不在于同国民党的有意义的合作，而在于它对共产主义革命战略的影响。统一战线是共产主义革命战略的声明，这一战略把通向政权的道路建立在广泛可能的民族基础上，而不是狭隘的或严酷的阶级路线上。这一战略要求“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中共在阐述这一点的意义的时候，不仅开展了民族主义的宣传，而且还采取了在多阶级的广泛基础上吸引积极支持者的作风。从表面上看，统一战线似乎是建议两党合作，每个政党代表了不同的阶级基础，但在事实上，中共利用它来使自己成为真正民族主义运动的领导者。V斯莱克《敌人与朋友》，第99～116页。还可参见CA约翰逊《农民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政权：革命中国的崛起，1937—1945》，加州大学出版社1962年。 |
创建时间：2006-5-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