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影响 苏联共产主义对中共意识形态的影响更难以估量。一方面，其基本意识形态的起源是西方的，并且大多通过苏维埃俄国而传入中国。中共早期领导人独立地承担起革命的责任，因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改造和反帝国主义的论点对他们具有吸引力；但他们也在不同程度上热情地接受了俄国人在解释这一学说和规定其操作含义方面的权威性。一直到50年代后期，中国人仍不愿意向这种权威性发出挑战，这也限制了中国人形成他们自己的观点。另一方面，中共在实际上又经历了某种程度的与莫斯科的分离，在取得政权以前有一段长时期的革命实践，这使得中共能够检验和吸收这一学说，并在某些情况下把它“中国化”，本书第四章将 更详细地描述这一过程。其结果是，这一学说带上了某种中国特色，以致接受这一学说乃出于它在中国政治环境中的应用和修正，而不仅仅出于俄国人的权威。正因为如此，如果作出结论说，中国共产主义要么是本国的创造性的产物，要么就是一种外国学说在中国的应用，那就过于简单化了。对这一复杂问题的大部分分析集中于毛泽东主义的特定例子（见本书第一章开头注释所引的资料），但这一学说已不再完全等同于毛泽东的著作。它实际上是两者的混合；其起源是外国的，但中国人在进行了长时的处理之后，以充分的独立性使之成了他们自己的东西。 这一观点表明，我们承认苏联共产主义确实替中国政治引进了重要的新概念，但我们并不就此而断定中国共产党人严格地、并且永远地看重所有这些新概念。我们将在下一节讨论中共历史经验所导向的它自己特别强调的某些领域，在此只简略地指出几个伴随着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而来的最有影响的观念。这后一部分中的重要观念是阶级斗争、阶级分析以及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尽管像李大钊这样的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乐于接纳阶级斗争观念，但马克思主义分析中阶级冲突的核心观念对于中国同志一般来说仍是个外来的观念，而且必须学会接受它见梅斯纳《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第140～146页，甚至在李大钊对阶级斗争的热情之中也相当缺乏真正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其中一部分障碍在于中国人有强调社会和谐、节制社会冲突的政治传统。见AF莱特《斗争与和谐：现代中国相互竞争着的价值符号》，载《世界政治》第6卷第1期（1953年10月），第31～44页。而且，甚至是那些由于革命激情而从“和谐”观念转向“斗争”观念的中国人，对社会团体和冲突的严格社会经济的定义也感到不习惯。特别引起麻烦的是赋予城市工人阶级的那种拔高了的政治地位。工人阶级在现代中国早期只占总人口的很小比例。中国共产党人有时候也习惯于按照不同阶级之间的斗争和联盟来分析国内和国际政治。他们也采纳了正式承认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权的立场，而且在1949年以后，他们给予产业工人以特殊的经济和政治特权。如今，阶级分析是中国政治思维中的一个基本因素，尽管它常常与国家统一的要求和中国社会结构的现实相冲突。 马克思主义关于建立由社会主义新人所组成，并以集体所有制和组织为基础的无阶级社会的太平盛世的看法，对于中国共产党也有深远的影响。对中国来说，关于人和社会的乌托邦具有某种新奇的含义。马克思列宁主义所预见的是一个既普遍又现代的社会，也就是说，它将最终在全世界出现，并将建立在后工业化经济的基础上。参见F舒尔曼《共产主义中国的意识形态和组织》第2版，加州大学出版社1968年，第40～42页。因此，这一学说就把革命斗争扩展到不仅包括中国，而且包括所有其他社会。中国人在接受了这一学说之后，便把他们的革命看成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认为阶级斗争的最终解决方式将涉及国际的范围，而不仅仅是中国的事情。苏联共产主义所表达的普遍主义虽然从未压倒中国人的民族主义，但它使现行的中国政治体制带上了一种与国际体制紧密相互联系的意义，这不是历史上的中国所具有的特征。 这一马克思主义观点也使得中共为中国的建设采取了更特殊的指导方针，这些方针并不必然是国家的传统及其条件所要求的。正是在这一方面苏联模式具有重大的意义。马克思列宁主义未曾预言未来社会的精确性质；它只是指出任何一个现存社会都将通过社会主义阶段而导向共产主义理想，而新社会形式只有在革命之后才会显示出来。然而，一旦第一个社会主义社会在苏联诞生，“社会主义道路”的要求就变得具体了。如果中国要走社会主义道路，那它怎么能够偏离被看作是最先进的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已经走过的道路？苏联模式对于中共精英分子之所以至关重要，不是因为俄国人能够强迫他们这样做，而是由于苏联看起来树立了如何走向最终目标的惟一榜样。当中共取得政权时，它只是断定社会主义建设需要诸如迅速工业化、中央集权式的经济计划和行政管理以及农业集体化这样一些政策。简言之，它决定效仿苏联模式，尽管事实上中国的经济条件与十月革命之后俄国的情况相当不同。见施兰姆《毛泽东政治思想》，第75～76页。 因此，在人民共和国的初期，苏联的影响很突出。将苏联发展模式的一般特征付诸实践，这就补充了中国人早年所接受的学说和组织的经典。俄国顾问、援助、计划、蓝图和教科书蜂拥而至；但中共自己过去的影响在这个制度中确实始终存在，并且最终变得更为强大。中国共产党人把苏联共产党的教训和他们自己过去独特的本国经验相结合，这就导致对苏联模式的修正及此后对它的否定。见舒尔曼《共产主义中国的意识形态和组织》，特别是第13～15页、33～45页、239～242页。自50年代中期起，苏联对中国的影响减低到了更为微妙的程度，表明它仅仅从属于中国共产主义的本国经验。 |
创建时间：2006-5-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