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模式 在20年代初期，共产国际对中共统治的实现不仅需要苏联组织上的控制，而且要求中共接受苏联模式，把苏联共产党当作所有共产党中最先进和最权威的党，以及中共继续承认苏联经验和观点的首要地位。中共领导人在坚持他们的运动是独立的，必须按照应用于中国的具体情况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避免了公开表明与苏联观点的分歧，并仍对苏联作为一个模范社会主义国家表示敬意。关于在这两个论题之间小心翼翼地作出平衡的问题，见毛泽东本人的著作。并见S施兰姆《毛泽东政治思想》；有关1935年后用毛泽东思想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见RF怀勒《毛泽东主义的崛起：毛泽东、陈伯达与寻求中国理论》，斯坦福大学1980年。当然，中苏冲突最终导致中国人否定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首要地位；但中共也推迟公开发表两党之间的分歧。按照中国人的说法，分歧始于赫鲁晓夫1956年2月在苏共二十大上批评斯大林，但他们直到1963年才公开批评苏联领导人；迟至1963年2月，中国人才宣称，他们采取有意识的克制态度，没有完全公开双方的分歧。《人民日报》、《红旗》志编辑部文章《我们与苏共领导分歧的由来和发展》，北京，外文出版社1963年版，第4～11页。1957年11月，在所承认的分歧发生近两年之后，毛泽东仍然称苏联是社会主义阵营的“杰出榜样”和“领袖”。S施兰姆《毛泽东政治思想》，第435～536页。 假如这种尊敬完全是礼仪性或字面上的（从某些方面看确实如此），那么它对中国共产主义制度的影响或许可以忽略。但在事实上，它也反映了苏联模式对中国真正的重要性。这一模式的影响在中共组织和有关自身政治作用的理论方面尤其突出。中国只存在两个有群众基础的大党——国民党和共产党，而这两党基本组织结构和起源都可归于20年代指导它们发展的苏联顾问。见CM韦尔布尔等编《有关1918—1927年共产党、国民党和苏联顾问的文献》，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56年，第79～205页。指导路线来自苏联共产党——根据民主集中制原则建立的一个纪律严明的等级制组织，将组织的权力集中于最高层的一个小的精英集团。中共从这个列宁主义结构中吸取了一党专政的观念，这一观念认为，尽管与其他政党和阶级的合作在革命初期也许是必不可少的，但革命政党必须最终以无产阶级的名义实行政治权力的专断。而国民党在名义上虽然接受了孙中山建立宪制政府的目标，这将会限制其权力垄断，但在实际上它也坚持独立统治的体制。因此在现代中国，这两党的组织和体制都显示了布尔什维克组织模式的力量。 而且，苏联对共产主义中国制度的影响远远超出中共自身的组织。它还表现在1949年以后产生的国家结构和行政实践中，出现于“转换带”结构和非党组织（特别是青年、工人和妇女组织）的职能中，以及中共对所有其他机构的内在指导关系之中。这不是说中共在中国的领导地位的体制化是俄国经验的直接或永久的翻版，例如，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有一些条款与苏联宪法不同。见FW霍恩在《共产主义中国的新宪法》一文中的分析，载《西方政治季刊》第8卷第2期（1955年6月），第199～233页；HA斯台纳《共产主义中国的宪法》，载《美国政治科学评论》第49卷第1期（1955年3月），第1～21页。而只是指出在苏维埃俄国挖掘出来的组织模式是中共建立组织的首要榜样。 |
创建时间：2006-5-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