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控制（1921—1934） 从1921年7月中共建立到30年代初的10多年里，苏联共产党控制了中共的官方路线和领导权。通过苏联顾问和共产国际驻华代表的中介，借助于撤消援助和共产国际拒绝承认的威胁，苏联的精英规定了中共主要政策并为它挑选了最高领导人。1927年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之后，这种控制开始放松。在国民党的运动中蒋介石清除了共产主义分子，中共在此之后过于分散，政治形势也过于不确定，以致莫斯科的指示难以决定中共在全中国的活动。然而，苏联领导人继续规定中共的总路线，并监督中国人服从其指令的情况。在1930年末和1931年初的一次关键性考验中，共产国际通过取消李立三对中共的领导权而再度确立了自己对中共的控制，由“回国学生”（或叫“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团体取而代之，该团体受训于莫斯科并忠实于它的权威。通过这个统治了中共中央委员会直到1934年的团体，共产国际维持了它对中共的领导。关于这一点和下面的小结，见克卢伯《中国与俄国：大“游戏”》，以及本书第一章开头注释中所引的资料。 对于共产国际在1927—1934年期间对中共中央委员会的正式控制的实际后果，仍然存有争议。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这种控制自然不如1921—1927年期间那样重要。苏联领导人在此后的日子里更加关注欧洲事务，而较少纠缠于自己国内对华政策的政治意义。南京国民党新政府的反共态度使苏联对中共的联络和支持更加困难。最严重的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本身在政治和地理上实际存在的分散状况。1927年的事变打击了它在城市的力量。在此后慢慢复原的过程中，中共活动主要转向农村，转向中南地区分散的农村“苏维埃”，共产党游击队竭力在那里建立根据地和红军。这些农村苏维埃的领导人承认中央委员会和共产国际路线的正式权威，但生存的需要、地理分散导致的自主性和军事支持问题常常使他们与来自中央的指示不一致。农村地区最重要的政治代表是毛泽东，他的观点与李立三和“回国学生”团体都不同。他与后者的分歧使他们处于争夺党的领导权的竞争地位。结果是竞争状态限制了共产国际控制中国局势的能力。共产国际认识到农村苏维埃及其武装力量成了共产主义运动的真正力量，便发出正式文件宣布承认其存在和大部分活动的合法性。同时，一俟那些忠诚的“回国学生”被安置于党中央，共产国际便难以使他们的正式权威与毛泽东主义派别相妥协。因此共产国际在“回国学生”与毛泽东的斗争中站在前者一边；而它在这样做时也就削弱了自己指导革命主要力量的号召力。 1934年底，国民党的军事压力迫使共产党人撤离他们在江西的根据地而进行长征，他们把自己的主要力量重新部署于西北的陕西省。这次长征开始不久， 在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上，毛泽东成功地向“回国学生”团体发出了挑战，成了中共的领导人物。有关细节，见《遵义会议决议》，英译文见《中国季刊》1969年10—12月号。此后莫斯科对中共事务便不再有多大的控制力。苏联对中共政策发号施令的情形以后也数度出现过，最关键的是1935年中共接受共产国际的统一战线政策，1936年西安事变时中共决定力促释放被囚的蒋介石，以及1950年中国人决定介入朝鲜战争。然而，目前的证据表明，在这些事件中，中共按莫斯科希望的路线行事，不仅是由于俄国人的压力，也是由于中共领导人独立作出的结论，认为这些行动可最大地满足他们自己的利益。有关1935年中共对统一战线的响应和1936年的西安事变，见LP范斯莱克《朋友与敌人：中共历史中的统一战线》，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67年，第4、5章；有关中国决定介入朝鲜战争，见AS维亭《中国跨过鸭绿江：决定介入朝鲜战争》，麦克米兰公司1967年，第27～30、152～160页。简言之，毛泽东的崛起标志着中共服从苏联共产主义指示时代的结束。 我们在此简略地讨论的一个重要论点是，早在中共取得政权之前很久，苏联就已失去控制和规范中共领导人的力量。甚至在1935年前，像毛泽东这样的人至少是暂时地获得了按他们自己对中国革命的考虑从事实验的机会。1935年后，中共又经历了一次发展和扩充的时期。当然此次对运动的控制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里，因此关于革命运动和由此产生的政治制度的决定均由中国共产党人自己作出。 |
创建时间：2006-5-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