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五四运动最广泛的意义上说，它还显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另一种深刻的吸引力——它主张科学、现代性和进步的变革。在最基本的层次上，五四运动代表了知识分子对中国传统日益增大的反叛，这种反叛具有互不相同的目标，但显然都针对中国的过去。那些决意推进一场让自己国家在与西方国家完全平等的基础上进入现时代的革命转变的中国人，从马克思列宁主义那里找到了灵感和指导。这一学说不仅肯定了改变中国低下的国际地位的进步变革是不可避免的，而且还通过宣扬以前被认为是西方资本主义的专有物的科学与现代性来做到这一点。特别重要的是列宁主义的这样一种观点，即通过有组织地干涉历史进程，一小批知识分子精英能够加速并指导自己所允诺的革命转变；对于意识到本社会的惰性和自己在政治领导中所扮演的传统角色的中国知识分子来说，这种观点具有特别的吸引力。可以肯定，中国在早期也许只有毛泽东持有一种“自然列宁主义”，因而只有他一人对革命和组织的观点作出了反应。这一术语取自S施兰姆《毛泽东政治思想》，第35、55页。还可参见B I施瓦兹《中国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哈佛大学出版社1958年，第35页。但这里所指出的观念在“五四”期间及其以后是中国知识分子发展过程中的核心观念，他们显然增强了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兴趣，加快了接受马列主义的进程。对这一点的一般性讨论，见周泽从《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知识革命》，哈佛大学出版社1960年，特别是其中的第1～15、358～368页；郭颖颐《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1900—1950》，耶鲁大学出版社1965年（中译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1～20、59～77、162～171页；施瓦兹《中国共产主义和毛泽东的崛起》，第７～２７页。关于对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政治作用分析的细节，见ＪＢ格里德《现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和国家》，纽约，１９８１年。 俄国的一个新布尔什维克政府的具体存在和榜样，强化了中国人对这些范围广泛的革命诉求作出的响应。正是俄国十月革命与中国五四运动的结合，开辟了中国人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道路。他们特别强调俄国榜样的重要性。像中国一样，俄国与西方先进国家相比，在经济上比较落后，在政治上也面临着用新制度取代已丧失民心的帝国制度的任务。布尔什维克运动的成功和延续，为一个可取代西方资本主义和衰落帝国的新制度的存在提供了经验的证明。苏维埃俄国在中国共产主义的形成时期还不是这样一个致力于革命变革的新制度的象征和榜样，这个新制度尽管遭到西方列强的反对，但仍可以从旧的帝国秩序的废墟中产生。 这个榜样虽然对于中国激进的知识分子是重要的，但它却不是十月革命的一个具体结果。1919年7月，五四运动之后，苏联政府发表了卡拉汉宣言，宣布有意废除俄国与中国签订的所有“不平等条约”，放弃俄国在中国的所有特殊利益和特权。这一建议尽管从未完全实行过，但它在许多中国人中产生了对俄国新政权高度好感的反应和兴趣。见周泽从《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知识革命》，哈佛大学出版社１９６０年，第２０９～２１４页。中国革命者并未放弃争取苏联大力支持的可能性，他们越来越对与苏联代表接触感兴趣。 几年之后，共产国际的代表参与了中共的组织，苏联政府在广州与孙中山达成协议，向国民党派遣苏联顾问并提供军事援助。我们不拟讨论同时也促成了1923—1927年国民党和共产党第一次统一战线的这些活动的细节。问题在于，苏维埃俄国同时对中国共产党人和国民党人提供组织和军事援助，当时两者都需要支持，而且似乎都还没有把握可以获得其他任何来源的支助。至于在思想领域，人们认为苏联共产主义所能提供的只是支持和加强，而不是改变中国革命的形象。 中国共产主义者之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主要出于观念与利益之间重要的吻合，但它同时也导致接受苏联的意识形态和组织纪律。在这一点上不存在现实的取代者。莫斯科是他们所加入的那场运动的权威中心。对中国的同志们来说，他们的革命战略不是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传统中发现的，而是取自苏联共产党对它的解释。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几乎在任何情况下都没有准备抵制俄国人的权威，尽管他们希望向政治现实挑战。他们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知识在事实上是贫乏的，因此他们大大依赖于共产国际的顾问，来自莫斯科的指令和材料，并且在苏联学习，以便从理论上把握他们所拥护的理论。我们经常暗示的中共党员中理论学习的相对薄弱，直到1935年之后才克服。只是在（1937—1945）的中共延安时期，其领导人才有时间认真从事理论学习和写作，党建立了自己的干部学校。即便是当时，标准的苏联教材在课程中仍占了突出地位。见康普顿《毛泽东的中国》，华盛顿大学出社1952年。因此，中共的建立和它（在1922年）正式附属于共产国际，必然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吸引力迅速地转变成在政治上依附于莫斯科。 |
创建时间：2006-5-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