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共产主义在中国共产主义革命中的作用是本研究领域中最有争议的一个问题。任何简单的解释都不能恰当地说明俄国与中国“同志”之间的关系，以及苏联共产主义对1949年以后中国所建立的政治制度的影响。对此有益的考察，可参见OE克卢伯《中国与俄国：大“游戏”》，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71年。然而，苏联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有着长达半个世纪的强大影响，这也是无可否认的。我们通过以下几点评论来阐述这种影响力：（1）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最初吸引力；（2）早期苏联控制的时期；（3）苏联模式的重要性；（4）某些更广泛的意识形态问题。本书第四章分析了中国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演变，从而把这些问题的许多方面置于尖锐的历史焦点之上。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吸引力 马克思列宁主义对许多中国革命者的吸引力，这些革命者对于1917年后俄国革命政府的兴趣，这两方面所造成的长期影响并不只限于他们轻易接受或完全转向苏联模式。甚至在最初接触时，即在中国共产党建立之初，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各种因素渗入中国政治的各种方式之间也存在着微妙的差别。这里的讨论集中于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之后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一些中国知识分子在此之前已经了解马克思主义，但1917年之前无政府主义是中国最有吸引力的欧洲激进主义的象征，见M伯纳尔《无政府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胜利，1906—1907》，载莱特编《中国革命》，第97～142页；另见M梅斯纳《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哈佛大学出版社1967年，第52～57页。某些因素具有特别的吸引力。将要领导中共的那些中国知识分子在早期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时，主要以它的这样一些方面为基础，这些方面适合他们自己所理解的中国的需要，或者是强化了正在中国知识的激流中流动着的那些倾向。其他因素都是这种普遍地、也可以说是表面地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结果；这些因素并不必然强迫中国人接受，但它在中国革命中加入了某些新颖的或是不请自来的影响。 从党的成立直到今日，中共领导人在如何解释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如何把它应用于中国的问题上一直存在分歧。在最一般的水平上，人们可以区别两类人，一类人是像陈独秀和刘少奇这样一些倾向于更“正统”地或是“科学”地运用这一学说的人，另一类是像李大钊和毛泽东这样一些表现出更为“自主”和“民族主义 ”倾向的人。见《M奥克森伯格的评论》，载何与周编《危机中的中国》，第480～490页。当然，在创建党的那个关键时刻，中国大多数即将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人们共同分享了一种革命的责任，这就压倒了他们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兴趣；见梅斯纳《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第 56～57页；以及SR施兰姆《毛泽东政治思想》（修订本），纽约，1969年，第29～32页。也就是说，他们更多地认同于布尔什维克革命激烈变革的一般信息，而较少注意它的意识形态细节。反帝国主义也许是这个信息中最强大的因素，它大多不是与列宁主义理论的细节相联系，而是基于必须也必将推翻外国压迫的基本信念。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壮大和左翼活动的加强，其首要的催化剂是1919年的五四运动，它是这样一场事变的结果，这场事变标志着中国人生活各个方面的反叛，但其政治核心却是一场热烈的民族主义、反帝国主义的事件。五四运动使国家独立的要求家喻户晓，并规定了这一要求的内容，这就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从一个纯粹外来的学说，转变成了可对中国人政治生活的关键事实作出直接相关解释的理论。梅斯纳《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第95～104页。 |
创建时间：2006-5-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