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经济条件如果存在于一个稳定的社会和政治背景中，其革命的可能性也许永远也不会实现。然而，这样的稳定性在中国是不存在的，因为传统秩序的崩溃已经发动了深远的社会变化。变动的社会背景中的基本因素是旧精英分子的失势。1905年废除科举制度，随之而来的帝国统治的崩溃，摧毁了儒生—绅士阶级的官僚堡垒，向新的竞争者开放了政治精英的职位，并在地方一级瓦解了绅士的权力和地位。关于现代中国地方领导力的“瓦解”，见费孝通《中国的绅士：农村—城市关系论文集》（修订本），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53年。当旧的合法性权威衰落之后，粗暴的军事和金融权力得以填补真空，某些团体的地位得到了重要的提升，军事领袖和中国新的资产阶级也许最典型地代表了这种取得新权力和地位的社会团体。然而，社会变化决不仅仅是以军阀和商业内阁部分地取代旧精英。西方价值观的渗透促进并加剧了对传统的否定，将中国社会的取向从过去的束缚中全面解放出来。在1919年五四运动知识分子的激情示范之下，这一倾向促进了“科学与民主”的学习，把妇女从其家庭的奴役地位中解放出来，并将青年提升到更独立和负责的社会角色上。关于五四运动，见周泽从《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知识革命》，哈佛大学出版社1960年。 对新团体的产生和旧团体的演变过程的分析，见莱特《导言：汹涌的变革大潮》，第32～44页。对以前处于从属地位的社会团体来说，自由和机会的新的可能性在扩大，此时至少有几个关于其可行性的具体例子来支持这一点。　　

　　当然，社会“解放”的实际程度十分有限。贫穷、文盲以及传统上与政治隔绝，这就难以劝说普通百姓接受在他们身边发生的重大变化的可能性。然而，到了20世纪20年代，社会经济变革的旗帜从分散的知识分子传到了有组织的政党手中，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这有可能是大众动员的基础。最后，1928年的国民革命仍然指向国家独立和统一的目标，这已被证明是卓有成效的，但至少在1925—1927年的一个短时期内，其激进的一翼（当时包括中国共产党人）却组织了工农运动，在中国社会把阶级斗争搬上了前台。由此时开始，基本的社会和经济变革成了中国政治的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它也是三个主要革命目标中最痛苦和最造成分裂的一个。为此，1928年以后的国民党作出了比以前任何一个政府都要多的努力，但它按自己的主张，始终把变革放在独立和统一的目标之下。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把社会和经济变革看作是其纲领的一个组成部分，与它的民族主义目标不可分割，而且在处理这一可获得大众潜在支持的问题方面更为成功。　　

　　总结上述讨论，现代中国的革命背景把革命的精力集中放在实现民族独立、国家统一与整合，以及社会经济变革上。在整个革命时期都存在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必然受到这些目标的吸引，并对此作出反应。它最终比它的强大竞争者国民党作出了更充分和令人信服的反应。中国国民党人把统一放在首位，因而在抵抗日本的斗争中作了妥协，并暂缓作出集中解决中国社会和经济问题的努力；适得其反，这种斗争策略加剧了中国的分裂，并降低了国民党革命领导权的正当性。中国共产党作为不负责全国政府的非法的反对党，可以逐个地按照纲领、而不是按照优先性来讲话，并可通过较小、较易实现的方式来实施这些纲领。它对国民党的胜利是靠武力取得的，但那也只是在它建立了的确致力于全国关心的首要任务的形象之后。一旦掌权，中共便使中国获得比以前世纪的任何时候都更大的独立和统一，并积极地推进其社会和经济改革，以此来表明它领导革命的资格是健全的。　　

　　然而，中国共产党人处理这些问题的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革命早期那些行动者的努力。使民族独立的目标家喻户晓，这大多是由国民党及其前辈，而非共产党完成的。正是南京政府第一次真正地平抑了西方的特权，并开始在平等基础上处理与外国列强的关系，这样中国才可在1945年（仍然由国民党统治）重新赢得了它大部分的正式平等的外交关系。尽管国民党从未真正统一过全国，但正是国民党人（甚至还包括某些军阀），在帝国制度的最后年月开始的那些经验基础上建立了第一个现代政府结构。中国共产党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将政府权威置于人民之中，但代替传统机构和建立新机构的关键的第一步则是由其前任迈出的。婚姻和家庭制度的变革在1949年已开展了许多，国民党在这方面的立法与后来共产党人的法令相当类似。国民党人做了许多工作来传播（尽管没有实施）农业改革的观念。早在清朝的最后10年便已认真地开始了教育改革，到1949年，已培养出了现代型的知识分子，建造了校舍和教育设施，并提高了文化水准，这些对中共的许多纲领都是至关重要的。在这些和其他许多方面，必须把中国共产主义看作是继续着并受益于那场并非由它发起或确定的革命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