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主义制度是从并非由它所造就的革命时代直接产生的。中国革命的发生先于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在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政治的一支主要力量并开始规定其方向之前，革命已经进行了几十年。对当代政治的任何一种分析都必须强调这一事实，即共产主义中国是中国革命的产物，而不是其缔造者的产物。 中国共产党在发展着的革命进程中的崛起既给它带来了益处，也使它对之负有某种责任。就消极的一面而言，由于政治秩序的支离破碎，难以一举夺得全国政权，更难以迅速巩固一个新政权。那个时代不容许政权像宫廷政变一样轻易转换，而是需要一场旷日持久的斗争才能创造一种权力，并且把它牢牢地抓住不放。正在进行中的革命也意味着共产主义精英不能像他们所选择的那样整个地把握这一问题；强大的运动已经存在，从某种意义上说，共产党人必须像他们的竞争者一样在大潮中沉浮击水。 然而，在与此相对的另一方面，用事后的眼光来看，现代中国的革命背景完全有益于共产主义事业。这一时期的基本形势接近于传统秩序的全面崩溃。事实上，帝国制度已经表现出惊人的耐久力。清朝在19世纪初叶已经处于颓势，1840年和1850—1864年太平天国起义之后，西方渗透加剧，使帝国严重受挫。但是，在太平天国起义之后的10年，一场局部的复苏延滞了它显然已经迫近的灭亡，当时几个充满活力的官员试图革新陈旧的制度，并为此而争取获得西方的某种合作。见MC莱特《中国保守主义的 最后一站：1862—1874年的同治复辟》，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57年。此后不久，衰败再度出现，伴随着西方人要求特权和让步的压力，日本帝国主义首先挤了进来，国内更激进的改革家则火上浇油。19世纪的最后几年是灾难性的。1894—1895年，中国在军事上屈辱地败给了日本，1897—1899年与西方列强签订了许多新的租借和割让条约，1900年外国人镇压了义和团，接下来便是非法夺取更多的赔款和特权，使得中央政府在经济上、政治上和道义上都破了产。然而它仍然坚持了下来，并在最后着手进行一系列改革，这些改革有可能使中国通过修正了的立宪君主制而进入现代世界。但这些改革加快了变化的速度，对帝国也提出了更大的要求。1911年，几个省份在共和主义的旗帜下举行起义；1912年，清朝最后一个皇帝逊位，新的中华民国诞生了。对中国革命早期这段历史的透彻的考察和分析，可参见MC莱特《导言：汹涌的变革大潮》，载莱特编《中国的革命：1900—1913年第一阶段》，耶鲁大学出版社1968年，第1～63页。 事情不久就清楚了：其实并不存在切实可行的取代清政府的途径。不像日本19世纪的政治精英在革新政策和传统政治符号之间实现了妥协，中国虽遗弃了旧的政治秩序，但没有就新秩序达成任何共识。甚至当帝国遏止并粉碎了推进新思想的、反体制的精英时，帝国制度的耐久性仍引致全国性危机的加深。1911年的革命留下的遗产是一个完全不可信任的政治传统，它并未给它的继任者提供指导原则，而是导致了促使国家进一步分裂的政治真空。名义上的国家领导权待价而沽，可以聚集比自己对手更多力量的任何团体都可得到它。然而，真正的权力和权威需要能对国家危机作出可靠反应的精英集团。在需要新的领导和政策的情势下， 中国共产党人的威信与他们的竞争者一样好，最终还更好。中国共产党在清朝覆灭之后精良地组织了起来，并全身心地投入革命的进程中，它必然要面对那个时代的主要问题。在此过程中，它成了中国革命的一个代表者，并且是它未来的一个主宰者。因此，有必要简略地考察一下自从革命开始直到现在都主导了这场革命的三个主题。 |
创建时间：2006-5-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