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相比，特殊利益之渗入官僚体制也许变得不太重要了。我们在很大程度上只是提出并且确实是在重复相当明显的一点。由无私利的、受过良好教育的、经过考试而不是依据出身或财产选拔出的精英组成政府，这一理想对传统中国具有深远的实际影响。但它从来就不是对现实的完全描述。财富确实起了作用，因为官职和官员的身份是可以购买的。个人的义务和忠诚，特别是对家庭成员、对来自同一个家族、地区或学校的忠诚，有可能破坏官员的公正性。这个制度在一定程度内容忍这种亲疏关系，因为它没有什么选择的余地，构成这一制度的人们毕竟持有可支持这种亲疏关系的价值观念。然而，在承认私人和特殊利益有可能介入 官方政治的同时，我们也应当注意这个政治制度的自主性如何影响了这些私利的表述方式。 首先，该制度强调反对这样表达私利。对此容忍并不意味着在法律和道义上加以接受，公开宣布的营私活动要承担受制裁和惩罚的风险。其结果是产生了把特殊利益政治排除在政府之外的倾向，或是把它深深地隐藏在官僚框架之内。在地方上，个人和组织有可能互相竞争，并争得县令的恩宠，但对政府或在政府之内施加强压则会遭到惩治。官员也有自己希望实现的主张和利益，但如果组成一个可观的党派，或是寻求官僚体制之外的团体的支持，那就有可能被斥为“宗派主义”。有关帝国专制主义如何谴责和压制“宗派主义”而又不必然消灭它的清晰的说明，可见WT德巴里《中国专制主义与儒家理想：一个17世纪的观点》，载费正清《中国思想与体制》，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57年，第163～203页；DS尼 维森和AF莱特编《行动中的儒学》，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59年，第209～243页。因此，小问题大多在地方的非官方层次上发生，而大争议则在厌恶有组织的政治竞争的官僚机构内提出来。 我们也许会把由此而产生的竞争形式称作“官僚政治”。官僚政治的第一个条件是其主角本人必须是官员，而且官位越高越好，他们拒绝或封杀任何大规模的组织背景，尽管他们一般总声称自己的建议受到普遍的支持。除了在最低级别，事实上拒绝不卷入利害关系的有影响的官方发言人表述自己的看法。第二，政治斗争本身是通过在官僚等级体制内的控制而展开的，在这个体制中，官阶和个人影响成了最重要的问题。其目标不是赢得最大数量同事的支持——这或许有所帮助，却要承担由于宗派主义而受罚的风险——而是争取权威的官员就有关的问题作出自己所喜欢的决定。因此，秘密与耳语，友情与敌意，通过人事更迭而表现出来的决定，以及为竞争优势而结成的小同盟，就成了官僚政治的实质内容。 上述几点对理解共产主义制度无疑是重要的。如同帝国的先驱者一样，共产党的精英们在人员录用和政策安排上有自己的标准，并拒绝在政府之内表达或承认特殊利益的要求。任何级别上相互竞争的政治组织都要受到他们的强烈谴责，而官僚政治则是主要的竞争方式。当然，共产主义制度在将自己的权威延伸到群众层次方面要走得远得多，因而大大地降低了甚至在清朝统治下也允许的那种有限的“地方自主性”。同时，官僚体制的人员和责任的膨胀也使对官员及其派别活动的控制复杂化了，这常常是个严重的问题，群众的政治动员通过社会压力和要求而削弱了政府的自主性。 |
创建时间：2006-5-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