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体系的自主性 传统中国的权威结构使该政治体系具有最高的权力，因为它把皇帝及其官僚集团置于等级制的顶点。政治体系相对于外部影响或限制的自主性或相对独立性也同样重要。从理论上说，帝国制度与中国社会有机地联系在一起。人们认为帝国制度是按家庭的方式建立的，它通过维持秩序、行使宗教职能和维护传统的美德来服务于社会。它也未同自己的环境隔绝，因为其国内和国际责任要求采取广泛的行动和接触。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它滋生了一套机制和态度，使得该体制不能承认外部对它行动的任何合法的影响。就其本来意义来说，它有适用于自身的法律，进行自我维持和自我调整，只有在承认其自我感觉的优越性的前提下才与国内外的实体发生关系。通过国内抵抗和外国渗透来破坏其自主性的倾向肯定存在。清政府的统治本身便是随着17世纪满人征服中国而加于中国人的外在方式。对于这样一个满怀妒意地维护着自身自主性的象征和现实的政府，服从外部势力仍然是个例外，而不是惯例。 这个制度自治地位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它录用官员和推进政治的方式。帝国的官僚集团确定了录用政治精英的标准，安排了科举考试和官职，以便使精英地位形式化，内部决定了官职的标准和晋阶的问题。个人可以通过获得学识或财富而为政治前程作好准备，但正式证书只能由政府发给。一个人一旦做了官，就失去了他公认的“选民”，这种地方政治背景有可能分散他对皇帝的效忠。这里并不存在政治代表的观念，尽管考试所采用的一种配额制有助于使功名持有者以某种方式分布于各省。 正如这种政权否认外部所要求的影响力和代表性一样，它也不承认自己的行动受到任何法律或制度上的限制。谁都无权提出或保护特殊的利益，帝国权力的行使也不存在“宪法的”保障。政府在认为合适时可以发出动议，管理政务，进行调整，作出判决和施行惩罚。精英们确实承认在道义上有义务建立对民意作出反应的公正的政府，但政府的强化取决于政治录用程序，它宣称仅仅选择那些具有高尚美德的人，或是选择可在官僚集团内部实现的义务。简言之，传统的政治体制相对来说可以自由地聚集并行使整个权力。对这一点作出最彻底和理论性的阐述的，是C维特福格尔《东方专制主义：整体权力的比较研究》，耶鲁大学出版社1957年，特别是其中的第4章。 由于现行共产主义体制在与社会的关系上也保持了高度的自治，在这一方面为了进行比较而简略地指出某些限定条件是有益的。事实上，中华帝国政府并未最充分发挥其潜在权力。由于重要条件的限制，它容许某些地方自治方式，对此它不坚持直接加以控制，而且它还容忍某些特殊利益渗入官僚程序之中。正如我们前面提到的，官方权威并不直接加于民众头上，而是通过地方的中介——绅士和其他较低级别的权威人物。这种情形的体制基础限于帝国行政制度的范围，它停留在州级或县级。下面的讨论主要取自瞿同祖（Tungtsu Ch'u）《清朝中国的地方政府》，哈佛大学出版社1962年；萧功权《中国农村：19世纪帝国的制》，华盛顿大学出版社1960年；JR沃特《晚清中国的县令》，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 1972年。这些最低级行政单位在晚清时期共约1500个，每县平均超过20万人，由一个叫做县令的官员负责。尽管县令有行政助理，但他巨大的工作量使他不得不从地方的显要和重要组织中寻求正式和非正式的帮助。事实上，他大多通过监察地方权力结构的行动来管理他的县，用一切显得合适的手段（从非正式劝诫到军事行动）进行干预，以便维护程序和确保遵从帝国的政令。 我们难以概括由此而产生的关系。最有把握说的是它不会导致乡村民主，因为地方权力结构是由严格的权威和地位标准决定的。尽管县令在一个相当大的地方握有颇大的权力，但这并不是真正的地方分权，因为所有地方权力都以较高级别的标准为转移；县令和在他之下的人物的权力一刻也抵抗不住中央的绝对权威。这也不是真正的地方自治，因为政府坚持握有在任何时候、出于任何原因干预地方事务的大权。它只是一种操作上的安排，主要是出于行政管理效率和保守的理由而设置。它鼓励地方当局控制他们自己的地区，条件是他们高效率地实现这种控制，并且不违犯帝国的天条。绅士和其他富人、大家族、商业和手工业行会、宗 派和秘密团体因此也可以对他们的属下和成员行使大的权力，并且有可能对县令施加某些影响。然而，只是在县令认为结果对己有利时，他们才能做到这一点，而且这还以他们的权力不与县令的权力形成竞争为条件。行政效率的考虑总是要服从帝国控制和安全的需要。 |
创建时间：2006-5-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