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对中国政治背景和研究这一课题的学者所辩论的几个论题和模式的考察，向读者介绍了作为现代中国政治特征的某些变革和多样性。如果得出结论说，不可能作出有关中国政治的概括，没有一个模式能适合这一体制，或是这一体制不属于任何类型，那将是错误的。本书第四章，在考察了中国政治的历史、机制和意识形态之后，我们将提出如何为中国的体制归类的问题。我们将论证，不可将中国轻易地归入任何一个范畴，研究中国的学生为了最有成果地探究不同的时代和课题，头脑中必须记住几种论点和模式。　　

　　中国的一项重要的转变是向革命后时代的转变，它发生在（如果需要引用一个参考日期的话）毛泽东去世之时。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在1949年以前的革命运动中，1949年以后毛泽东主义在社会主义国家的框架内“继续革命”的尝试中，以及在1976年以后宣布革命的群众斗争已经基本结束的时期，采取了不同的形式。1949年以后的历史包括三个主要时期，每一个时期都由反映它的首要特征和目标的不同模式来代表：一个是从1949—1957年的苏联时期和模式，中共在此期间在公认的苏联影响下着手建设社会主义；一个是从1958—1976年的毛泽东主义时期，全部努力都是按照毛泽东所规定的革命目标重新为中国政治导向；以及从1976年至今的一个新时期和模式。在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的规定之下，它改变了毛泽东主义的许多政策，恢复了苏联时期的某些特征，并采取了一些新的政策，这些政策类似于许多非社会主义的发展中国家所采取的外部导向的发展战略。如果存在着一个“中国模式”的话，那它也不能等同于这些时期中的任何一个模式，而必须在各个时期之中调整这一模式变量的范围。　　

　　中国政治的背景是某种稳定性或可预见性的来源之一，因为它设定了中国的中坚分子必须着手开展工作的“给予物”或叫原材料，但它并不决定特定的政治后果。革命的、历史的和国际的力量的结合，产生了一些必须一次次反复提出的超验的问题或疑问：在革命和工业化之间，传统与现代文化之间，外来的与本土的方法之间，在互相依赖与自给自足之间，在物质的与精神的目标之间的恰当平衡是什么呢？对这些问题的答案从来就不完全是首创性的，因为中国的政治家和知识分子已经为此而考虑了一个多世纪了。换言之，这一背景看起来为当代政治中发生的几乎每一件事提供了先例或类比。然而，历史的发展改变了政治的情境，因此，围绕这些长期存在的论题的争议总是提出旧议论的新变种。研究中国政治的学生还必须切记中国文化、社会和地区的多样性。一般来说，必须将中国和中国人当作一个单位来考察，然而，当更详尽地考察这个社会的政治时，它的不寻常的多样性就凸显了出来。从文化上说，它分为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93%的汉族和55个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的全部人口大约6700万(不足全部人口的7%），并居住在大约全国的一半领土内。汉族人讲许多不同的方言，尽管他们学的是统一的汉文。这种语言上的差别常常同时还夹杂着其他文化和社会的差别。　　

　　地区之间、社会阶层之间、城市和农村地区之间，在生产率、富裕程度、资源、教育、人口统计学类型和其他社会变化指数上都存在着重要的差别。在各地区中，在以亲缘关系、民族和其他社会纽带为基础的地方社区之间有可能存在尖锐的差别和冲突。从历史上说，这些地方社团通常比中央政府更能赢得中国人强烈的忠心。面对官方渗透或遣散它们的行动，这些社团表现出了维护自身团结的很大的韧性。中国的国家政策很少可整齐划一地应用于全国，或者说无论如何也很少能产生一致的结果。旧的联合或习惯有可能在官方宣布变革之后仍然维持下来，或是反过来影响取代它们的社会类型。探讨可认识并整合这些多样化和变化的多　　

　　重因素的概括模式，对研究中国政治的学生来说，是最具挑战性、也是最可获益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