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仍有一些人承认毛泽东主义词句上的真实功用，彻底实践这个模式的长期性，“文化大革命”的政策对于实现其目标的有效性，或是该模式的规范价值等等方面不同程度的不确定性，但他们依然被这一模式的精神所感动，并相信它取得了某些积极的成果。从这个观点来看，这些批评家们表现出了某些种族中心主义或是意识形态的偏见，从而有意无意地歪曲了毛泽东主义，其原因是毛泽东主义模式向自由主义、西方或苏联式的发展模式或是唯物主义的工业化文明伦理的正统发出了挑战。他们的批评者则认为，这些持同情态度的人过于天真，从最好处说是孤陋寡闻，从最坏处说则是心甘情愿地充当了毛泽东主义宣传的工具。 当然，大多数研究中国问题的学生对这一模式并未采取严格的赞成或反对的立场，而是分处于上面所列举的各种观点谱系的不同点上，随着毛泽东主义时期政治的进展，有时也改变他们的观点。当然明显的是，由“文化大革命”激发出来的中国人的政治激情在外国观察家那里也找到了对应的派别，这些观察家中大多数人接受这样的前提，即中国正在走一条自己的道路，并且只能用其自身的术语去理解，尽管他们在哪些外国人能够突破自己的文化障碍，按照中国的本来面貌来认识中国这一问题上意见并不一致。 在毛泽东逝世后的日子里，新的视角改变了围绕毛泽东主义模式展开的争论的内容。历史的回顾表明，该模式并不像其论敌所推论的那样明晰透彻，部分原因是毛泽东在他的政治生涯中采取了许多不同的立场——甚至在“文化大革命”的10年中也作出了某些重要的变更——部分原因是“文化大革命”从未使毛泽东主义充分地体制化，从而使中国确实成为这一模式的一个检验案例。毛泽东主义作为一个取代那些更定型模式的模式，在理论上仍然引起人们的兴趣，一段时期内它在中国和其他地方也发生了重大的政治影响，但它并不代表中国政治体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长期历史中的全部实际运作。而且，毛泽东以后的政策已把中国从较大独立性的自给自足的方向转移开，突出了中国和苏联政治体制之间的某些相似性，并在似乎是更常规的发展战略中强调科学、技术和合理的计划。换言之，看起来并不存在独特的“中国模式”——毛泽东主义或是其他模式——除非是说任何独立的体制都会显出某种独特的民族特性。最后，近期的政策包括开放国外旅行和居住，收集较好的统计资料，中国出版界更开明的编辑政策，今日研究中国问题的学生因此而比1949年后的任何时期都可得到更好的资料和更广泛的来源。由于了解中国当前和过去运作情形方面条件的改善，对于曾经为早期的辩论提供了大部分火药的那些种类的理论概括，外国观察家现在看起来是采取了更加慎重的态度。 从这些关于论题和模式的争论的长时期转换的情况，可以得出这样一个教训，即其中的大部分转变都只是出于观察家眼睛本身的变化。许多年以前，在朝鲜战争之后，哈罗尔德·伊萨克斯曾作出这样的结论：美国人有关中国和中国人形象的变化，与其说是中国特征本身的变化，倒不如说是反映了美国与中国关系的变化。HR伊萨克斯《亚洲的形象》，纽约1962年。最初以《我们头脑中的一些随想》出版，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1958年。 最近，另一位学者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这一结论对80年代初期许多美国人在评价中国时持有的主导观念持一种激烈批判的态度；这种对中国的现状和前程的消极面的强调并不反映中国情况本身的恶化，以此来扭转对“文化大革命”的中国的玫瑰红色的印象，也不代表至少是反映了以前以可取的方式解释可得资料的倾向。H哈定《来自中国，轻视的态度：中国研究中的新倾向》，载《亚洲研究》第22卷第10期（1982年10月），第934～958页。与此相反，当作出这些悲观的报告的时候，中国共产党正努力纠正过去的错误，并采取了许多外国观察家所赞同的那种发展政策。毫无疑问，中国政治的新阶段为外国人研究中国问题带来了值得欢迎的新现实主义。这种现实主义如果避免了以前辩论中常常出现的那种刻板的形象，那还很可能履行其他的承诺。 |
创建时间：2006-5-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