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模式 以集权主义、共产主义或是发展中国家模式来研究中国，在难以达成一致意见的情况下，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们实际上转向把中国政治体制当作一个独一无二的类型来处理。他们在自己的著作中大多引用了其他类型的文献资料，但他们实际认为自己所研究的这个体制是独特的，足以确立一个独立模式的基础。这种趋向在中国研究领域是自然的，又由于汉学传统中把中国问题研究当作一个自成体系的领域而得到了强化。确实，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对于社会科学或比较概念侵入自己的研究领域存有抵触情绪，以致其他人认为该领域的一些问题处在不愿接受外部观念指导的状况之中。《有关中国问题研究和学科的研讨会》，载《亚洲研究杂志》第23卷第4期（1968年8月），第505～538页；C约翰逊《中国问题学者中社会科学的作用》，载《世界政治学》第17卷第2期（1965年1月），第256～271页；以及RW威尔逊《中国研究的危机》，载《世界政治学》第23卷第2期（1971年1月），第295～317页。 然而，70年代对西方有关中国政治研究的最激烈的批评，指责西方学者未能认真地对待中国模式，他们将自己的种族中心观念和价值观强加于中国的现实，从而错误地理解和解释中国革命以及从中产生的毛泽东主义体制。对这一问题的彻底表述，可参见J佩克《革命与现代化和修正主义：两条路线的斗争》，载V尼和佩克编《中国从1840年至今不间断的革命》，纽约，1973年，第57～217页。我们如何对待这些看起来是相互矛盾的观点？西方学者是否肯定了中国模式的有效性和功用？ 这一论题大多产生于毛泽东从50年代中期直到1976年统治了中国的那些政策。这些政策看起来使中国脱离了集权主义模式、苏联模式和各种发展中国家模式，并规定了取代这些模式的毛泽东主义形式的发展模式的主要方面。因此，正如在辩论中所引证的，“中国模式”确实意味着一种“毛泽东主义模式”，人们认为它具有以下一些因素。首先，其目标是国家独立和自力更生，朝向自给自足以避免经济和政治上对其他国家的依赖。第二，它寻求全面发展，强调农业部门，该部门在迅速发展过程中最可能落后；它提倡中央集权化，以刺激地方增长和积极性，并指导资源（人力、服务、设施和资金）从城市转移到农村地区。第三， 它强调大众动员和参与，以此作为达到社会、经济和政治目标的手段；它把群众运动对于官僚程序和机构所造成的不稳定效应看作是健康的，至少是可以接受的，也以类似的态度看待伴随着将这种群众运动的做法神圣化而来的知识和技能的贬值。第四，它坚持继续革命，认为反复的、有可能是暴力的斗争对于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是必要的，这种复辟倾向甚至有可能在党内产生。正确的意识形态——绝对地献身于集体主义、平均主义和共享的社会——是革命成功的关键；必须在日常生活中实践之，并把这种意识形态作为评价人物及其行为、社会和文化表现的首要标准。 这几个重要原则是西方学者对毛泽东逝世前20年（特别是在1966—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10年）中所持续推行的毛泽东主义的总结。这些一般原则和目标在毛泽东的领导体制下具有足够大的影响力，使之成为分析中国政治制度的一个出发点。然而，人们如果在用这些观念表述中国模式时可达成相当的共识，那为什么还在持续地辩论西方的偏见是否阻碍了或歪曲了我们对中国现实的理解这一问题呢？答案在于，观察家们即使在某种程度上承认毛泽东主义模式是个可取代其他发展战略的一个独特模式，而在该模式的功能、有效性和价值问题上也仍然存在着分歧。 对这一模式持保留或反对态度的人各有众多的理由。有些人论证说，它主要可用作比喻或是布置橱窗，而掩盖了中国人生活的政治和严酷的现实。按此观点，这个模式基本上是个神话，尽管某些政策符合这一模式，某些理想主义者也相信它。另外一些人认为，人们虽然信奉并实践毛泽东主义，但它并不能实现长期的发展。他们认为这个模式是个乌托邦，因为它强调民众主义和意识形态，把这些置于计划和专业技能之上，并且认为，在我们这个技术上越来越相互依赖的世界，实行自力更生可以实现自身的发展。还有一些人则看到，这一模式开始实现它的某些目标，但他们在这些目标的价值上却发生了尖锐的分歧。他们坚持认为，毛泽东主义对它所可能实现的任何目标（不管是意识形态还是经济的目标），都付出了昂贵的代价。 |
创建时间：2006-5-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