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中国家”模式 中苏冲突于60年代激化，西方学术界正是在这一时期大量发表了关于发展问题的研究文献。尽管中国和任何其他国家都够不上人们所大略地称呼的“发展中”或“不发达”地区的典型，但可以理解的是，研究中国问题的学生们仍然着手在这类发展文献中寻觅观念上的指导和可能的模式。把现代中国归入这一集团的可信性很大。它过去与西方（和东方）帝国主义关系的经历，它的前工业化的农业经济，它与传统体制的革命性对抗，产生了与发展过程广泛联系的大多数问题。当然，并不存在发展中政治体制的单一模式，人们甚至对“发展”和“现代化”这样一些概念的定义也未取得一致意见，但此类文献提出了这些体制的某些范畴，这就可以将中国归属于这一模式，并可表明中国政治的一些重要特征。 有一个范畴取自现代广泛的历史背景，并将中国与其他几个数目相对少的国家划归一类，这些国家在西方范例的影响下开始了现代化，但未受外国的直接控制。它们的传统政府足以有效地抵制公开的殖民化，从而在实质性地延续民族传统、领土和人口的基础上开展了现代化。CE布莱克《现代化的动力：比较历史研究》，纽约，哈珀1966年，第119～123页。布莱克置于这一“模式”之下的另外一些国家是俄国、日本、伊朗、阿富汗、埃塞俄比亚和泰国。布莱克自然了解这些国家在它们的现代化经验中确实存在的巨大差别。 这种延续性保护了这些国家，使之避免了在其他转型社会所发生的那种个人和民族认同的机，但当现代化的精英最终摧毁了传统的权威体制时，却有可能产生一种“权威危机”。白鲁恂《中国政治精神：政治发展中权威危机的心理文化研究》，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1968年，特别是其中第1章。另一种观点强调，经济发展的水平表明，最合适的方式是把中国归属于那些与它的经济环境大致相同的国家。提出这一观点的某些人论证说：“共产主义是一种不发达的现象”，共产主义运动“与非共产主义的现代化运动共同具有许多特征”。JH考茨基《共产主义和发展的政治：持续的神话和变化中的行为》，纽约，维利1968年，第1页、第3～4页。因此，这一范畴包括了共产主义和非共产主义的制度，其政治反映了从共同经济问题产生的诸多相似性。 中国所属的那种制度几乎显示出所有发展中国家的型态特征，人们根据这些特征而多样化地称之为动员系统、运动政权、新列宁主义的大众政党系统，或是激进的或集权主义的一党体制。关于动员系统，见DE阿普特《现代化的政治》，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65年，特别是其中第10章。关于运动政权，见RC吐克《关于运动政权的比较政治学》，载《美国政治科学评论》第55卷第2期（1961年6月），第281～289页。关于新列宁主义大众政党，见CH摩尔《独立以后的突尼斯：一党政府的动力学》，加州大学出版社1965年，特别是其导论部分。“激进的或极权主义的一党体制”是在公共领域使用的术语，其解释意义有一些差异。不同的著作家对这一类型的定义也有区别，但都认为这一类型包含下述核心因素：一个政党垄断了政治权力并渗入所有其他具有政治意义的组织；一个明确的官方意识形态使革命的目标合法化和神圣化；将全体公民政治化和动员起来的决定，其典型方式是通过党领导的群众运动来实现。用戴维·阿普特的术语来说，这种动员体制显然与集权主义具有某些共同点，但它将统治的政党置于很不相同的历史条件之下。集权主义的模式表现为不可渗入、一元化、官僚的和技术上有能力的政权，而动员体制则以转变一个“转型”社会的永不停息的流动性的斗争方式运作。后者似乎更接近中国的现实，更恰当地符合其社会状况，并强调在精英们激进的、未来主义的目标下动员人口的公开斗争。 这些现代化和发展的文献，就像集权主义模式一样，孕育出了关于中国政治和发展的某些观点。然而，就特定的模式而言，其影响力却很小。研究中国的学者就像采购货物一样地利用之——在这儿引用一点，在那儿检验一个假说——但很少有人从中采用任何一般性的观点。 有一点很显然，即这些文献本身太松散，摊得太大，以致没有多大帮助；到了70年代，这种发展中国家的模式也受到了大量的批评，缘由是其种族中心论的偏见和经验上的缺陷。作为批评的例子，见R桑德布鲁克《政治发展理论中的“危机”》，载《 发展研究杂志》第12卷第2期（1976年11月），第165～185页；以及DC梯 普斯《现代化理论与社会比较研究：一种批评观点》，载《社会历史的比较研究》第15卷第2期（1973年3月），第199～226页。而且，尽管中国脱离了共产主义苏联，但中共的意识形态和政党的作用，以及它的革命起源也有别于第三世界的大多数非共产主义国家。 对这种悖论作出的一个反应是把这里所讨论的两个一般性观点结合起来，即按照基本结构把中国与其他共产主义体制划归一类，同时又不得不注意到，它所必须处理的发展问题更接近第三世界的同类问题。一般来说，这是本书所属的系列丛书的一个核心卷本所持的观点。GA阿尔蒙德和GB小鲍威尔《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与政策》第2版，波士顿，1978年，第71～76页、381～387页，中译本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阿尔蒙德和鲍威尔把中国和其他共产主义体制称作“渗透性、激进的权威主义”体制，从而把它们与那些未曾达到像共产主义体制已实现的那种动员和渗透的民主体制和各种非民主体制区别了开来。他们还把中国与其他几个追求“权威主义的技术动员”发展战略的共产主义和非共产主义的第三世界国家划归一类。诸如此类的标签只是大致地符合事实，因为正如我们将在第三章和第四章强调的，中国经历过可以说是彻底地应用上面所引用的这些变量的时期；也就是说，它依次地或积累性地表现出了这些特征，而不是在它的整个历史中一下子表现出来。然而，基本点仍然显而易见：中国与共产主义国家具有许多共同的特征，与第三世界共有许多发展战略和问题。 |
创建时间：2006-5-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