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面是对中国的国际背景的一个十分简化的看法，它强调这个国家在全球范围内的份量。这种观点必须由以下几点来作补充。第一，中国的经济实力反映它的绝对值，而不是它的发展水准。尽管有着高增长记录和30年的快速工业化，但中国的发展仍然是不平衡的，它仍然严重地依赖于其农业部门。按人均国民总产值（约400美元）计算，它仍然处在世界最穷国家的行列。而且，它的食物—人口平衡是不稳定的，从而使发展战略问题复杂化了。其基本问题在于，仅有50%的土地适合农业耕作，而大部分农村人口（约占全国人口的80%）集中于中国全部土地中1/6的良田上。为了支持工业化和养活全部人口，中国必须保持农业增长高于人口增长。它已经这样做了，但所超过值很小。在60年代的危机时期，人均谷物产量远远低于50年代的高峰水平，直到70年代末才达到新的高峰。近年减低的人口增长率（1983年和1984年均为1%），以及1976年以后由于采取新的农业政策（“承包责任制”）而大大促进的农业生产，都有助于使农业增长高于人口增长。这些趋势减轻了食品—人口平衡问题的压力；当然，假如连年歉收或再来一次严重的经济危机，那仍然有可能产生严重的食品短缺。无论如何，中国长期经济发展需要农业技术的革命。当前通过增大对农户的物质刺激来促进农业增长，这种努力并没有结束如何将技术改造与社会主义原则结合起来的争论。　　

　　中国的未来发展还有其他一些麻烦。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有可能破坏在国家控制之下大规模投资的发展模式。交通和住房落后于其他方面，此外，中国尽管在能源方面有惊人的潜力，但却一直存在能源短缺。科学和技术的落后是未来经济和军事发展的一个主要障碍。80年代中国所采取的发展战略越来越依赖外贸、技术和资本，这就向中国的政治上层人物提出了微妙的政治问题。臃肿的官僚机构倾向于保持低效率和抗拒变革。简言之，中国在世界的重要性并不意味着其发展将轻易实现、自然发生，或不再具有严重的内部紧张和冲突。　　

　　其次，当前中国跟国际体系的合作，与它对过去的国际冲突和不安全感的体验形成了反差，这些冲突和不安定已经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自成立以来的大部分时间里的一个特色。在整个50和60年代，它把美国看作是对它的安全的主要威胁。由于美国卷入了1950—1953年的朝鲜战争和60年代的越南战争，由于美国与日本、南朝鲜、台湾和东南亚条约组织、澳美新条约国等国家建立的军事安全条约，也由于美国人包围和孤立中国的种种做法。美国的支持使得台湾政权一直到1971年还在联合国占据中国的席位，并得到联合国大多数成员国的外交承认。与印度的严重领土争端导致1962年的短期边界战争，随后便是这两个亚洲大国的多年紧张关系。在60年代，中国人强烈地担忧日本的再度军事化。最重要的是，1960年以后中苏冲突的加剧使得中国成了两个超级大国的潜在目标。1969年与苏联的边界交火，使苏联突出地成为中国的主要敌人，并且成了导致中美两国在70年代重新接近的一个主要因素。从此以后，特别是自从毛泽东1976年逝世之后，随着主要是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国际合作和贸易的稳步增长，中国的外交关系表现得更为和平（主要的例外是中国与越南的边界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