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背景 发生中国革命的那个社会，其文化和政治传统的特质与长期性已人所皆知。在本书第二章，我们将考察中国政治传统的特征何以影响革命的历史；而在此则指出这种传统在中国人和外国人心目中所占据的地位之重要以及其未来的前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印象往往带有不可捉摸的微妙性质，但是有关中国的这些印象的重要性则是一清二楚的。确实，在现时代，这些历史印象一再导致人们对中国的影响和能力的夸大估量。这些印象曾表现为一种危险的妄自尊大，清朝皇帝曾以这种态度对18世纪晚期开始的日益增大的西方压力作出反应。另一方面，或许西方旅行者和传教士也同样被误导了，他们曾预见过，在商业或宗教上征服中国将可改变世界历史的进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人产生了有关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的虚幻的印象。冷战中的美国人惧怕中国对东南亚的独占，对非洲的影响或是对北美大陆的军事威胁，这种恐惧乃是产生于对想象中而远远不是现实的中国力量的估计。中国人也试图赋予自己的行动以全球性的重要意义，正如前面引用的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话所表明的那样。尽管政治宣传自然而然地夸大了希望和恐惧，但中国的传统仍然对预测这个国家的未来发生重要的影响。 从更实际的方面看，研究中国政治的学生必须参照历史，因为这些历史因素笼罩着中国政治的进程。中国人的概念框架令人惊异地具有自我中心和历史的特性。诸多比较主要是与历史的比较，——与封建王朝、与国民党、与“解放前”、与“文化大革命前”、或是“四人帮之后”比较——而不是与其他制度比较。他们利用著名历史人物来与当代英雄和坏人作类比，从历史和文学传统中借用了许多例子和作比喻的形象。 这种在当代政治进程中加进历史因素的做法，部分是出于一种文化特质，部分则是由传统体制的封闭性和相关性所造成的。直到最近，统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许多领导人都是1911年清朝覆灭之前出生的。毛泽东和他的高级同僚对清朝帝国社会有着切身的感受，并部分接受了传统方式的教育。较年轻些的领导人是1949年以前从政的，也很了解1911年以后长期维系着的传统思想和社会形态。简言之，历史背景仍然提供了评估当代事项和目标的参考点。 国际背景 国际背景为中国政治研究提供了第三个优先考虑的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960万平方公里的面积使它成了世界第三大国，其人口（1984年底为1036亿）是世界上最多的，约占世界人口的1/5。1949年以后的经济增长从积累来看是高的，尽管有60年代初的严重经济危机。官方统计数字记载了从1952年到1982年的下述年平均增长率（百分数）：国民收入60；人口19；社会总产值79；工业总产值107；农业总产值38。由于价格和计算上的差别，外国观察家通常降低中国的工业产值，从而降低了它的总体增长率。然而，中国经济从1952年到1980年仍增长了4倍多。到80年代初，它已经成为第三世界最大的经济实体，在全世界占第9位，在它前面的只有7个工业自由市场经济国家和苏联。世界银行《1983年全球发展报告》（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83年，第152～153页。对中国国民生产总值的某些较高估计认为它超过加拿大、意大利和英国，使它成为世界第六大经济国。一位学者指出，我们可以把中国经济看作大致相当于20年前的日本和苏联的经济。DH帕金斯《中国经济发展的国际后果》，载RH所罗门编《中国因素》，普林梯斯—霍尔出版公司1981年，第115～117页。中国当前的经济发展水平，温度区域的南北大跨度，地理形态上的多样化，丰富的矿产和能源，使它具有在几十年内成为世界经济中一支主要力量的潜力。任何预测都是有风险的，但我们有充分理由相信它将实现这种潜力。见以上引书，并可见美国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四个现代化下的中国，第一部分》，华盛顿GPO1982年；特别是RF德恩伯格《20世纪80年代中国人寻求自足的增长：一种估价》，第19～76页，以及阿瑟·小艾斯布鲁克《中国：经济现代化与长期表现》，第99～118页。 中国的领土占了东亚地区的大部分，它与苏联、巴基斯坦、印度、越南、朝鲜和其他国家接壤，并与日本和东南亚国家为邻。它占据了具有重大战略地位的地区的中心，这一地区集中居住着世界的众多人口。从外交上说，中华人民共和国自1971年起就是联合国和它的安理会的成员国；到1983年，它与120多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相比之下，与台湾保持正式外交关系的国家只有25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武装力量超过400万人，其中军人占了300万人以上。 中国在1964年爆炸了一颗核装置，1970年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导弹发射能力在增长，尽管还落在超级大国的后面很远。中国是个地区性大国，潜在的全球性大国，在国际政治中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1978年12月美国对它外交上的承认，为它完全加入国际社会移去了最后一个正式障碍。 |
创建时间：2006-5-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