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的背景　　

　　中国政治是长期革命的产物，它至少跨越1911—1949年这样一段时期，并且经历了不是一次、而是三次用暴力推翻政治制度的事件。1911年的第一次革命推翻了已统治国家数世纪之久的王朝。第二次革命在1928年达到了高潮，它建立了国民党领导下的新的中央政府，以一种更有朝气、更有组织和一党统治的中央集权制度取代了民国早期的多头“军阀”统治。1949年，第三次革命使中国共产党取得了政权，标志着共产主义体制的出现。　　

　　这种描述尽管涵盖很广，但仍然不能确定中国革命时代的跨度。推翻国家政治体制及其精英层的一系列成功努力，推出了革命进程中的一个个决定性的高潮，然而，这些高潮并不必然标志着革命过程本身的界限。在中国革命的例子中，也许最好是追溯太平天国起义（1850—1864）的起源，这次起义的影响和后果是如此地具有破坏性，以致可以说它是一次“具有特征性的革命”，是“儒家中国的末日的开始”。弗朗兹·迈克尔等著《太平天国起义》第1卷：《历史》，华盛顿大学出版社1966年，第199页。而且，尽管共产党在1949年取得了胜利，但革命时期却一直延续到1976年毛泽东去世。1966年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整整持续了10年，是中国政治中含有持续革命特征的一个明显证据。毛泽东及其支持者坚定地认为这场战役是一场真正的“革命”，其宣传家事实上也称它为“最伟大的革命群众运动”，“在人类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北京周报》英文版第42期（1968年10月18日），第26页、31页。没有必要去讨论这种说法准确与否，但它确实表明了　　

　　在中国人的观念中，他们的时代是革命的时代。确实，邓小平把1978年以后的改革称为“第二次革命”。见《北京周报（1985年4月8日）第6版。然而，我们把毛泽东的去世看作是革命时代的结束，因为邓小平的改革并不具有通常与革命联系在一起的那种反体制的批判性和分裂性的特征。对毛泽东以后政治这一革命后特征的深刻的分析，见洛韦尔·迪特默尔《毛泽东以后中国的意识形态和组织》，载《亚洲观察》第24卷第3期（1984年3月），第349～369页。　　

　　在局外的观察者看来，中国政治的革命背景既是迷人的，又是令人困惑的。中国文明的丰饶和力量长期以来特别令局外人着迷。如今，在此之上又添上了这样一种看法，即人类历史上最富戏剧性的事件发生于现代中国，并且仍在演示着。然而，无论学生的兴趣和热情如何，对于革命政治切不可作出轻率的理解和概括。在本章后面，我们将讨论围绕着如何解释中国革命而展开的辩论，但几个比较具体的问题先要在这里提一提。　　

　　首先，政治动荡和社会变革自然是革命的实质。显而易见，现代中国政治是不稳定的，在革命进程中，政治和社会变革是如此之迅速，以致关于某一个时间段的那些描述，对更长的时期来说往往是不正确的。这些变革怎样经常地推翻人们所设想的关于中国“有可能”发生的事情，对这一点的认识也许并非显而易见。让我们考虑一下最近几十年中至少是某些观察家所坚信的若干观点吧。人们在各个时期持这样一种看法：共产主义不可能在中国这样的家庭本位的社会取得成功；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有可能成为美国的一个坚定盟友；意识形态的联系使得中苏联盟不可动摇；中共的权威不可能受到来自内部的严重威胁；美国与中国在50年代的冲突是不可调和的；中国永远也不会欢迎外国在其国境内的经济活动。所有这些命题在一段时间内曾经颇有道理，但都被事实证明是错误的。这些错误的教训在于：要分析革命的时代，就应特别注意考察这个时代从历史上继承下来的智慧。　　

　　其次，革命的背景极大地提高了政治竞争的赌注，将许多差别转变成为政治性的和关于人类生存的竞争。在这样的背景下，“容忍异议”的协议并非不可能达成，但这也许是一种罕见的奢侈品，也要承担风险。当政治斗争的结局无论对个人前程还是对社会的长期建构都显得举足轻重时，那些矢志不渝地忠于自己的野心和理想的斗争参加者，将会毫不犹豫地突破游戏“规则”。到那时，武装力量的使用或威吓在政治过程中就成了核心的问题。正如中国在1911—1949年间的全过程中所表明的那样。1949—1958年间军队在中国政治过程中作用的减弱是革命政治衰落的一个具体迹象。自1959年直到“文化大革命”中军队作用的提升——先是象征性的，然后是一种威慑力量，直到最终形成与其他有组织的政治团体相对抗的阵势——同样是革命复活的一个具体例证。到80年代中期，中国进入了其“后革命时代”，军队的政治作用处在1949年以来、也许是自从19世纪中叶以来的最低潮。　　

　　最后，我们必须提出一个老生党谈而又不可回避的问题，即资料来源和证据确凿的问题。要获得有关中国政治动态状况的知识并非易事。我们关于当代中国的资料，大部分（当然并不是全部）取自共产党的正式文献，这自然有其相当的局限性和限制。这并不仅仅是由于1949年之后中共力图维持一个封闭的传播体系，或许在任何一种革命形势下，可靠资料的产生和保存工作都会困难重重。原始材料也许已丢失、毁坏或是封存了；关键事件的参与者们也许会保持沉默；独立的资料来源也许遭到了压制，而官方的消息显然带有宣传的性质；让学者和官员获取资料的问题，总的说来并不受到重视，而且在一个被内部战争和革命搞得支离破　　

　　碎的社会，获取资料也是极其困难的。　　

　　1976年以后，中国的出版物和资料在量和质上都有了提高。由于这样一种趋势，也由于对外国旅游者和居民的更大开放以及给予外国人研究中国的更大的机会，现在已经有了从各个来源和角度产生的关于中国的多得多的信息。然而，在有关现代中国政治的各种资料中，仍然存在着许多空白和矛盾，这些空白和矛盾提出了若干重要的方法论问题，即应当如何使用来自中国出版物以及中国大陆移民、外国新闻记者和其他来源的那些原始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