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发展已经越过了其缔造者一代人曾全心关注的革命范围。　　

　　当然，政治生涯横跨半个世纪之久的中国现代史的那些领导人仍然活跃着。毛泽东以后，中国最有权力的领导人邓小平是最早的中国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之一，在毛泽东于1935年取得对党的控制权之前曾与其密切共事，并参加过史诗般的长征。但至今仍活着的老一代领导人，特别是邓小平，首先关心的是在稳定的国内和国际政治环境下促进中国的繁荣。作为“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邓小平特别注重强化体制和确保权力的平稳交接。他正在利用他的余年和个人权威推动法制，使国家机构的行政职能和党的直接控制区别开来，并要求党为现代化的需要服务。他十分重视权力的平稳交接，可以从他提拔了若干新人到党和国家的最高职位，以及在更一般的层次上鼓励整个制度启用较年轻和受过较好训练的干部等方面得到证明。　　

　　在邓小平的护卫之下，新的领导层在改革经济和政治结构，从而促进现代化方面越来越大胆。我们可以看到中央控制的普遍放松。私营经济活动在文化大革命几近灭绝之后又一次复苏，企业被授予多得多的自主权，中国街头的生活是早年的革命清教主义放松的明证。当然，有些方面仍然没有放松。其中最重要的是人口政策、党内纪律和惩罚罪犯。而且，机构和程序得到了改革，被赋予了新的活力。中国的领导人试图保证现行的改革将会无限制地继续下去。在最高级别上，这种关注可以从1982年宪法的通过和法律职业的发展看出来，而且它还以长期生产合同制形式影响了农户的日常生活。最后，从外国观察者来看，最明显的政策变化是实行新的国际开放，这引来了成千上万的外国旅游者和迅速增大的外国投资数目，也把成千上万名中国学生送到西方国家留学。　　

　　与此相悖谬的是，毛泽东以后政治的稳定性和其政策关注的正常化（按照西方标准）却对人们从整体上理解中国政治造成了困难。毛泽东以后时期与“文化大革命”之间的延续性何在？在多大程度上现行政策是回到了50年代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政治？目前在农村地区的非集体化政策是不是对50年代早期土地改革以来农村政策的根本的和永久的否定？要回答这些问题，就要认真地对比研究中国政治的过去和现在的各个阶段。　　

　　人们容易作出这样的设定，即中国政治的现行政策可以在政治上自成体系，无须去认真地考察早期的阶段。这种设定还得到了中国政治口号的支持，它一方面强调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另一方面强调已达到了一个现代化的新时期。然而，应当记住，“文化大革命”也曾宣布完全否定以前的时期并承诺了一个永远革命的新时代。在回顾历史时，简单地接受文化大革命的说法来解释中国政治显然是过时而天真的；而仅仅用现行政治来作解释也有问题，这主要并不在于现阶段会变化，因而使人们的分析不着边际，而在于任何一个新阶段的起点都是以前阶段的经验、政治行为和观念。不可否认“文化大革命”与毛泽东以后时代的区别，但只有从历史的关联中才可理解这些区别的意义。对于中国的政治行动者来说，这种关联属于个人经验，无需去条分缕析，但局外的观察者必须经常地问自己：这种历史关联如何构造了政治行动并赋予其意义？因此，《中国政治》第三版的首要任务是寻求对中国政治的整体理解，它对于其历史延续性以及1976年以后的变化都同样具有敏感性。　　

　　要理解变动着的中国政治制度，从事分析的人本身也应该有相应的变化。《中国政治》第三版的重要变化是布兰特利·沃马克作为合作者的加入。我们相信自己对这一题目更新了的观察能在几个方面改进这本书。第一个方面，也是最明显的革新是收入了截止于1985年中期政治的新材料，我们重新考虑了每一章的问题，并根据毛泽东以后政治的第一个十年的发展重新构建了某些章节。例如，对政治组织的讨论不仅考虑了1982年的新党章和新宪法，而且在第三章和其他地方较多地注意了毛泽东以后时代所强调的制度化、法律和社会主义民主。第二，像这样一部概览的书十分依赖在这一领域学术研究的质量，我们在分析中加进了学术界同仁的许多重要的新成果。第三方面的改进得益于大大改善了的来自中国的资料和观点。近年来中国的信息资源在量和质上都有了重要的发展，它在很大程度上加强了第三版的材料基础。这可以从讨论传播媒介的第五章等章节中看出来。　　

　　由于诸多学生和学界同仁对《中国政治》第二版的评论，本书第三版受益匪浅，我们希望读者继续为本书的未来修订版提出批评和建议。我们特别感激洛威尔·迪特默尔对本书初稿所作的内容广泛的评论。我们也感谢约翰·弗兰肯斯坦为本书第二版所写的说明。我们还要感谢切里尔·富勒对本书娴熟的文字处理。最后，我们要感谢支持并协助本书得以完成的另外几位人士：白鲁恂（《比较政治学丛书》本册之学术编辑）；小布朗出版公司的约翰·柯韦尔和巴巴拉·布里斯；出版服务部的特里·吉特勒和卡瑟·洛克曼。当然，本书所有的差错和缺点概由作者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