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问及,如发生重大事件，当官方报道和小道消息（传闻、流言等）严重不相符合时，您会更相信谁的时候，中产阶层与非中产阶层的回答是不一样的。探索这个议题可以解释以下问题：在突发事件时刻，为什么流言的传播速度如此之快？在社会动荡不安的时期谁会是流言最为敏感的人群？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是通过“非典”这一典型的突发事件利用舆论调查来进行传播学分析的。我们的研究表明：与经验相反,这个人群恰恰是中产阶层,而不是看上去缺少知识和缺少见识的非中产阶层人群。在紧要关头,中产阶层是自主的,但又是脆弱和不安定的。 中产阶层与流言：背景、表现 2003年2月8日，广东以4000万条短信，9日以4100万条短信传播着“广州发生致命流感的消息”。“人们期待着广播电视和报纸能给他们一个权威的说法，但是没有发现”，终于使传言“演变为一场大多数广州家庭都卷入了对板蓝根、白醋、口罩的大规模抢购风潮”。直至10日中午，南方网、《羊城晚报》、《南方都市报》相继报道了广东省发现“非典”病例的官方消息。当日短信达到4500万条。有位医学专家说：“这三天时间被传言占领，政府尽管做得很不错，毕竟在和病毒争夺控制公民意识走向和活动权的斗争中，失去了三天宝贵的时间。”11日10点半广播电视台直播广州市政府新闻发布会。“刚刚经历‘非典’危机的广州市民由于心理已极度脆弱，在新的流言影响下，于12日下午再次卷入了大规模抢购大米和食盐的社会纷乱”。杜骏飞：《流言止于传媒的公信》，《新闻记者》2003年第3期。13日广东主要媒体及时发布政府权威声音，迅速平息了抢购风潮。正是在这个时期，我们开始了有关“非典”的舆论调查。有关传播行为和心理问题，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中产阶层在突发事件中的信道依赖取向：官方消息还是小道消息？传统媒体还是新媒体？以及为什么？ 数据表明：面对“如发生重大事件，当官方报道和小道消息（传闻、流言等）严重不相符合时，您会更相信谁？”这样一个问题，中产阶层回答不知道该相信谁的比例很少。换言之，他们在信道依赖上是有自信力的一群。 另一方面，中产阶层相信小道消息的人比非中产阶层人多。 我们试图去理解他们的内在动机。最可能的一个解释是:他们拥有丰富的社会资源，比非中产阶层有更多信息来源和媒介渠道。 文化程度、收入水平与流言敏感人群 不论是职业中产阶层、收入中产阶层还是学历中产阶层，在面对“对官方报道和小道消息（传闻、流言等）会更相信谁”这样的问题时，都比非中产阶层有更明确的回答。但是在几种统计分析中,职业中产阶层和收入中产阶层的这种态度差别没有通过卡方检验。 但是对于有关学历中产阶层，我们则有明确的调查结论：学历中产阶层回答不知道该相信谁的比例很少。相信小道消息的人比非中产阶层人多，相信官方消息的人比非中产阶层人少。而在对照两者后再作回答的人比非中产阶层更多。而且可以通过检验。 这样的结论说明:知识对一个人的辨别力有很大作用。知识是处理问题的一种能力,在突发事件过程中，中产阶层因为知识水平较高，因此能够打破信息壁垒，综合处理信息，并最终形成自己的独立判断；与此同时，中产阶层的身份又注定这一能力具有负面效果：知识的富裕使得中产阶层对自身的信息鉴别能力有过度的自信，最终可能会因为信息焦虑而产生错误的判断。 首先，文化程度的不同与获取SARS消息能力的不同之间具有线性关联。在通过非官方媒体最先得知SARS信息的居民中，研究生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居民中预先听闻者所占的比例最高，达600 %，其次是大专及本科以上文化程度的居民（522%和494%），其次是高中、小学和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居民（375%、344%和313%），文盲、半文盲文化程度的居民中预先听闻者所占比例最低，仅为214%，相当于研究生及以上文化程度居民的1/3。在全部数据系列中，可以明显看到由低到高的七种文化程度人群中，呈现出流言接受敏感度或消息灵通程度由弱到强的递进趋势。 |
创建时间：2006-5-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