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圈内有较强的影响力　　

　　有一种观点认为，社会资本的多少与个体并非无关。有学者认为：“社会资本是由个体的人格特征创造的。”保罗·F怀特利：《社会资本的起源》，李惠斌、杨雪冬主编，同前引书，第53页。因此，本次研究也试图大致讨论一下个人在圈子内的影响力是否与社会资本的多少有所关联。　　

　　在调查中发现，相比于相应的非中产，无论哪一类中产都倾向于认为自己在所在社交圈中有更大的影响。数据的交叉分析显示，收入中产相对于其他中产在这个问题上更为自信；而职业中产与非职业中产在这个方面的差别相对来说是最小的（具体数据见表4-18）。这一结果与上文的相关性分析也是吻合的。在访谈中，这个问题同样有所体现。多数中产认为自己是所在社交圈各种活动的发起者和组织者，对自己在圈内的影响力和社交能力十分自信。　　

　　从身份认同的主观指标来看，情况也是相同的。从下层到中上层，社交影响力呈现依次递增的规律（具体数据见表4-19）。这一规律在访谈中也有访谈对象谈及：北京的访谈对象B4通过自己的观察发现，在老同学的社交圈活动中，往往社会地位较高的人喜欢高谈阔论，而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人则喜欢选择沉默，前者显然在圈子里更具有影响力，所获得的社会资本也显然比后者更多。　　

　　从这些数据所表达的意义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个人的社交能力与个人社会资本的质量与数量有着密切的关系。通常那些在社交中更有技巧，更为自信的社会成员，他们能获得的社会资源也相对比较多一些。　　

　　社交是中产阶层事业与工作的延伸　　

　　从对社交作用的观点来看，中产阶层与非中产阶层也有着较大的不同（具体数据见表4-20）。首先，他们更倾向于把社交活动看作是对自己生活尤其是事业很有帮助的一种手段。在各种类型的中产中，很少有人认为社交对自己的生活没有作用（不超过5%），而非中产中则有相当一部分人选择了“社交对自己的生活没有帮助（不低于11%）”的选项。　　

　　其次，像米尔斯所说的那样，把社交活动当作休闲娱乐，当作是一种对工作压力的发泄，这种情况在中产调查对象中并不普遍，甚至不如非中产调查对象那么普遍。在访谈中，只有访谈对象W12认为社交可以缓解压力：“你要去找到客户，要去说服他，感觉有压力。因为要使他接受你的产品，接受你的订单。缓解压力的办法就是跟朋友去聚会。”与之相对应，中产阶层并不仅仅把社交看作是交友或是休闲的一种方式，而是更倾向于将社交的本质看作是事业的组成部分，是促进事业进步获得更多利益的一种方式，一种资源交换的方式。许多中产阶层在访谈中明显地区分了社交与交友的区别。他们认为，有时为了功利目的而进行的社交指的是应酬，而社交包括应酬与交友。上海的访谈对象S4就认为：“经常在一起的肯定是大家兴趣、性格比较相和，应酬方面很少有成为我很好的朋友的。”但是从事业的角度来说，尽管不喜欢应酬，但应酬很重要，它被看作是事业和工作延伸。北京的访谈对象B4指出：“平时应酬很多，是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职业和工作的延伸。一旦减少这种交往，已经不适应了。多的时候每天都有，特别多的时候会感到烦，因此会推。跟我差不多的人大多数业余时间都用在这种事情上。许多工作上的协调问题都是通过这种方法来解决的。”在B4看来，应酬与开会没有什么区别，他说：“应酬实际上就是个小型会议，比较累，你要尽量学会适应对方，对应酬的内容要策划一下，比如请谁，陪同人员，比如礼品，什么时间请，如何表现自己的诚意，还有要准备的材料。这就比较复杂了。”这说明中产阶层中的相当一部分人已经意识到社会交往与社会资本对个人发展可能起到的促进作用。　　

　　也正是因为能看到预期的回报，因此许多中产阶层愿意为社会交往活动付出一定的代价。广州的访谈对象G1在谈到应酬方面的消费时指出：“这方面的消费很大。有时要跟客户见面，还有时要跟朋友出去玩，这个一个月的花费怎么也得一千多块吧。”北京的受访对象B2的观点是具有一定代表性的。她认为关系越多对事业帮助越大这是“毫无疑问”的事，尽管她并不强求她的社会关系立即给予回报，但她坚信他们会在某个关键时刻给予回报。因此她每月收入的30%用于与朋友和客户的人际交往，而且即使她每周几乎每天都要晚上八点以后才下班，她还是尽量抽出时间和精力去陪客户和朋友。她认为朋友在她生活中的重要性要占60%以上。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出，在某种意义上讲，中产阶层比社会的其他阶层更多地将社交看作是一种“资源交换”行为，并更加懂得如何运用社会交往获得社会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