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第一章所述，本次调查的定量研究从客观指标入手，将调查对象划分成四对二元对立的关系：收入中产与非中产；消费中产与非中产；职业中产与非中产；学历中产与非中产。本章将力图从这四对关系的对比分析中探讨中产阶层的社交情况与社会资本情况。另外，根据本项研究的需要，本书也把中产身份认同与社会交往问题进行了交叉分析，以便在主观指标上进一步深入分析中国中产阶层的社会交往行动。　　

　　从数据显示和深度访谈的情况来看，中产阶层的社交行为确实有自身的独特性。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下四个方面：　　

　　数量可观的社会圈与社会资本　　

　　各类中产阶层的社交圈数量都比相应的非中产（主要指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社会阶层）要多一些，这与上文所讨论的两者的相关性关系是一致的。这从另一个角度再次证明了一个问题：那就是社会网络关系越多，社会资本量越大，个人获得的社会回报也就相应较多。　　

　　中产阶层的社交圈数量多与其学业和职业发展的经历有很大的关系。由于职业的性质，频繁与客户打交道是中产的特点，而这些客户常常会构成中产的社交圈。武汉的访谈对象W12在接受访谈时说：“跟客户有的交往一段时间之后，大家也会成为朋友，特别是对方的兴趣爱好跟自己相似的时候。”由于有较长和较复杂的求学经历，因此各类同学扩展了中产的社交圈。有许多中产在接受访谈时表示，社交圈比较多是正常的，因为读了那么多年书，光同学可能就有四五个圈子。北京的访谈对象B5则是靠进一步深造扩大了自己的社交网络，由于在北影读在职研究生，因此她结交了许多新同学，并被带入他们的圈子，给自己的精神生活和工作都带来了许多帮助。她说：“在我帮助朋友们的同时，朋友们也会常常帮助我。他们会帮我约稿，帮我干这个那个的杂事，甚至会帮我买自行车。”另外，由于中产的职业通常具有较高的竞争压力，因此许多中产不得不借助各种社会资源的力量来赢得竞争，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强迫中产扩大自己的社交圈。上海的访谈对象S8在接受访谈时说：“大学毕业后，我在国营企业做了7年技术工作，3年销售工作。1993年辞职去广东，做销售经理兼法律顾问。1996～1999年，回淮南做了3年代理商，卖油漆，做得不错。1999年到合肥经商时安徽省司法厅招律师，我就考上了。后来以安徽事务所的名义到了上海。” 他说，外地律师来上海很不容易生存，他之所以能生存下来，“接的大都是朋友的案子”。由于以前经商时的朋友很多，使他很快在上海某律师事务所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现在他还经常陪这些老总们打球，他认为这样的社交“收获最多”。　　

　　在本次访谈仔细研究的某一个案身上，我们可以看出社交圈是如何随着社会地位的提高而发展变化，并且如何反作用于社会地位本身的。南京的自由职业者N6，原是一家国营企业的工人，其社交圈仅限于她自己的同学、同事和邻居。这些朋友没有钱，也没有高学历，几乎都是青工，属于较低的社会阶层。后来，她的丈夫在生意上获得成功，家庭变得非常富有，其社交圈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先是她觉得原有社交圈中的很多人让她看着不顺眼了——她认为他们变得很“庸俗”，没有什么共同语言，于是就基本上断了来往。后来随着陪同丈夫的应酬多了，认识了许多生意人的太太，于是就经常与这些人一起玩。玩熟了以后，这些太太们又分别把她介绍给自己的社交圈，于是她就认识了一些名校的教师、医院的医生和媒体的记者。现在她起码有了八个以上的社交圈，而且这些朋友不是很有钱就是很有社会地位。有了这些朋友，在外人看来，她作为中产阶层一员的身份就被确定了，很少有人知道她曾经在一个国营企业干过几年体力活，完全没有高等教育的背景。　　

　　电话调查显示的数据表明，在所有中产阶层中，消费非中产与消费中产之间在社交圈数量上的差距最大，而职业中产与职业非中产之间的差距最小（具体数据见表4-12）。这说明两点：其一，社交行为与人的消费行为有密切的正相关关系；其二，消费中产——人们习惯意义上讲的“小资”与职业中产——人们习惯意义上讲的“白领”在社会交往方面尽管有一定的相似性，但也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差别。在访谈中我们发现，某些被看作是典型的中产职业，尤其是一些专业性很强的职业，其边界的封闭性特别明显，因此其社交圈也并不十分广泛。武汉的访谈对象W4就说，他们家平时很少出去，与领导、同事之间也是“君子之交淡如水”，主要的圈子就是老同学，而且来往得也很少。另一位武汉的访谈对象W5则干脆直截了当地说：“我们不像别人那么有空闲，除了工作还有科研任务，连老同学都沟通很少，只要有时间就与家人呆在一起。”看来，近乎异化的繁忙劳动一方面可能刺激了社交圈的发展，但另一方面也有可能抑制了社交圈的发展。这可能就是职业中产与非中产调查数据相近的重要原因之一。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中产与非中产在社交圈上有一定的差别，但总的来说本次调查得到的两者的数值都不高。多数调查对象没有社交圈或只有一两个社交圈的数据说明，受调查地区目前的社会资本水平还是比较低的。这与当前中产阶层多从非中产的地位奋斗而来有密切的关系，从这一点也可以折射出，中国中产阶层的发展还处于起步阶段。相信随着社会中层比例的增加，个人社交网络的复杂化将成为今后发展的趋势。　　

　　通过数据的交叉分析发现，那些社交圈较多的调查对象通常对自身的社会经济地位的评价也比较高。从下层到中上层，社交圈数量不断增加（具体数据见表4-13）。那些认为自己是社会中上层的调查对象，其社交圈的数量远高于那些认为自己只是社会下层的调查对象。在本次调查中，社会上层的社交圈数量不如中上层多，这可能与样本个体数量不多有很大关系。但也可能与上层的生活习惯密切相关。他们并不喜欢中产阶层那种广泛的社交生活，他们也无须通过这种方式证明自己的社会名望或增加自己的各种回报。社会上层的社会资本不应当用社交圈的数量而应以其社交圈的质量来加以衡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