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产阶层的中庸性注定他们难以成为时代的弄潮儿，这一点不论是从早期亚里士多德的观点中，还是在米尔斯稍带悲观的观点都不存在太大争议。在剧烈的社会变革面前，他们总是小心谨慎，但中产阶层经常成为社会变迁中的易感人群。在他们上面，是养尊处优的社会上层——经济政治精英，这对于他们是一种无休止的诱惑与吸引，常常会激起他们的雄心与抱负；而在他们下面，是他们刚刚脱离、再也不想回归的为生计所苦的社会底层（Underclass），这对于他们可能还是尚未远去的记忆或者不堪回首的伤痛。因此，不论从哪一个方面看，中产阶层都是社会阶梯（Social ladder）上最积极、也最卖力的攀援者。就其对于中产阶层存在的必要性而言，地位追求至少满足了这一阶层的社会需求。其一，地位追求成为中产阶层社会流动的动力，这种动力提供了中产阶层表现的社会舞台。正是在这种阶级区分的过程中，中产阶层寻求一种自我实现与群体认同的社会空间，同时也使得社会生活有了中产阶层参与的印记。正是这样，所以“历史地看，生活中的真正变化其实是由中产阶层造成的，所以，社会和文化运动自从第三阶级获取主导权以来已经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步调。这就是为什么时尚，也就是生活形式本身的变化与对照，从那时起变得更加广阔、更加充满活力。” 齐美尔,同前引书，第88页。也就是说，地位追求释放了中产阶层社会表现的能量。其二，地位追求将形成中产阶层的“品味”或者“格调”，这可能成为他们阶层认同的方式与标志。这种品味或者格调是中产阶层热衷于时尚的结果，而社会时尚本身就具有双重作用，“时尚是阶级分野的产物,并且像其他一些形式特别是荣誉一样，有着使既定的社会各界和谐相处，又使他们相互分离的双重作用”。 同上引书，第88页。在地位追求的过程中，中产阶层一方面求同于人（上层阶级），另一方面又树异于人（社会下层），这种两重性心理机制使得在求得阶层内部的一致性时也突显了与不同阶层的差异性，这是异质性很强甚至也缺少共同利益的中产阶层阶层认同的主要方式。因此，地位追求成为中产阶层尤其是新兴中产阶层社会诉求中的现实理性选择，同时就具有了一定的社会实践意义。 追求地位是获得更多社会资本的竞争过程，但这一过程却要以付出与消耗现有资本为代价。这对于资本还相对有限的中产阶层来说，有时可能会是一个勉为其难甚至力不从心的事，因此这种地位追求便具有明显的负面效应。其一，在这种没有休止的地位竞争过程中，资本的大量消耗可能会使本身就不稳定的中产阶层失去保障，从而更加脆弱甚至陷入生活困境。美国中产阶层在20世纪90年代就曾经体验到了这种无奈与脆弱。由于经济发展受阻，中产阶层收入减少，中产阶层正过着越来越危险的生活。不断增加的脆弱性使很多中产阶层家庭申请破产。Sullivan，A Teresa，The Fragile Middle Class，Yale University Press，2000, pp198～218这固然与美国许多中产阶层家庭的超前消费等背景有关，但这也是中产阶层地位追求可能带来的结果。其二，比脆弱性增加更让人不安的是，在可能愈演愈烈的地位竞争中出现的人格异化，导致一种变调的异己生活。这一点米尔斯在对美国新中产阶层——白领的描述中已经体现得很明显。他指出：“异化意味着一个人牺牲生命中最好的时光去挣‘活下去’的钱。异化意味着厌烦，意味着潜在的创造性努力和品格在生产上的挫折。” “他们必须严肃和始终如一地对待对他们来说毫无价值的东西，而且还要在他们生命中最好的时光中这样做。” 米尔斯，同前引书，第271页。如此一来，所有的追求可能将会失去应有的目的和价值。正是在此意义上，米尔斯对于新中产阶层生活和未来所发出的警示是发人深省的。 正如齐美尔所言：“相对于最低阶层麻木不仁地生活在惯例里、相比于最高阶层有意识地维护惯例，中产阶层就特别显得与生俱来地易变、不安分，对于当某种因素一占上风就要衰败的生活形式来说，它总体上处于合适的位置。要求不断变化的阶级与个人——因为他们的迅速发展使他们比别人更进步——在时尚中发现了可能使他们跟随自己内在冲动的东西。” 齐美尔，同前引书，第88页。中产阶层的消费热情、对社会时尚的热衷固然有更为复杂的因素和背景，但对地位的敏感却是中产阶层的“天性”——这是由其在社会结构中所处的位置决定的。正是这种“天性”导引着他们积极同时又无奈地投身于阶级区隔的竞争之中。 对于中国目前正在兴起与发展的新中产阶层而言，面临的处境与韩国中产阶层更为相似，尽管我们目前尚难以准确断言中产阶层的前途，但从新中产阶层对于其自身的职业、身份、教育等地位的标志因素的重视以及在消费中的重点投入来看，中产阶层未来的发展不会不受这种“地位驱动”式消费的影响，不管这一消费诉求的内在逻辑如何，无疑这不是完全主动与自由的。改革开放前的社会的“去阶层化”，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一种去贵族化，去中产阶层化，其结果是整个社会在消费上的平民化或者大众化。这样，中国城市中产阶层实际上并没有西方发达国家的中产阶层在形成初期所追求的上层文化。但这并不意味着中产阶层的消费文化将会是完全自主的，是遵从自己的内心意愿的。与西方国家中产阶层不同的是，中国中产阶层基本是与中国（当然也是一种全球化的表现）的“消费社会”“媒介时代”同步的。如此一来，他们不得不面对这个本身充满矛盾与悖论的时代。他们可能不会被上层文化所导引，但却不能避免消费社会无孔不入的广告、媒介的渗透与控制。也就是说，从消费处境来看，影响中产阶层未来发展的绝不仅仅是他们自身，还有我们这个时代的消费文化导向。一方面，中产阶层在消费当中，积极表达与展现自我，但同时，他们可能也会被消费文化所导引或设计。而正是这一点决定了中国新中产阶层在未来仍将会面临中产阶层曾经和正在经历的两难处境。 |
创建时间：2006-5-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