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化之一：政治的清明和宽松，国家和社会关系的重新调整，使得市民生活在相当的程度上从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分离出来，哈贝马斯所称的公共领域在一定范围内出现，这是中国中产阶层出现和成长的条件之一。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我们首先看到的一个有意义的变化，是1979年后中共中央宣布为地富子女摘帽，并结束先前的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基本路线，代之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一变化，伴以社会生活中的其他改变尤其是职业的分化，使得中国社会的分层得以从“符号性”的阶级标准转向职业标准，而这正是中产阶层得以出现的前提之一。能够想象的是，随着国家不仅对经济生活同样对包括政治生活在内的社会生活干预的进一步弱化（农村的村民自治已经走出了第一步），市民社会的形成及与其相关的公共领域的扩大，将为中国中产阶层的成长提供更为广阔的空间。 变化之二：经济的持续稳固的发展，经济结构的调整，第三产业规模的扩大，市场化程度的提高，以及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也是中国中产阶层出现和成长的条件之一。中国经济在20多年中所取得的成就，已经成为全世界承认的不争事实，而它未来的发展也为世界所看好。而对造就中国的中产阶层来说，经济的增长是一个基础，但国民收入的提高及提高的幅度更是一个直接的因素。事实是，1980年我国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为57%，1993年上升到71%，预计到2010年将上升到81%，肖文涛，同前引书。这意味着国家的经济成就将更多地转化为民众手中的财富。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其他诸多因素的变化也在改变中国社会的分层结构，促进着中产阶层的出现和成长：（1）中国产业经济结构的变化，已使第一产业的从业人员在不断地减少，第三产业的从业人员的增加比率则开始超过第二产业。据统计，自1979～2004年的改革开放25年来，中国服务业年均增长速度超过10%，高于94%的年均经济增长速度。服务业从业人员从1978年的4890万人增加到2003年的21809万人，净增16919万人，几乎是同期第二产业净增从业人员的两倍。 江小涓、裴长勇主编《中国服务业发展报告No3》，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第5页。尽管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由于农民大量进入城市，第二产业中蓝领工人的数量会大量增长，但显然由于管理的需要和技术的进一步运用，白领管理者的数量也会有明显的增长。（2）据专家估计，我国“十五”末期市场化的程度将达到65%～70%，2010年将达到80%以上，顾海兵：《中国经济的市场化程度》，《中国经济时报》1999年8月13日。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将提高进一步促进阶层的分化，“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将造就更多的中产阶层。（3）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不但为普通农民工进入城市寻找工作提供了可能，也使其中的佼佼者和农村中原先的乡镇企业家和包工头有可能在城市中谋生，并成为中产阶层的一部分。据统计，到2003年为止，中国的城市化已经进入加速发展期，城市化率已经从1993年的28%达到2003年的405%，新华社2004年10月30日电，参见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 200410/30/content_2157326htm。并且现在仍然在以每年不低于1%（东部沿海地区则达到2%）的速度增长。（4）在2004年3月举行的全国人大十届二次会议上通过的《宪法修正案（草案）》，将第十三条“国家保护公民的合法的收入、储蓄、房屋和其他合法财产的所有权”，正式改为“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其实，尽管将“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写进宪法只是一年前的事情，但此前国家推行的发展私有个体经济的政策，已经从一个侧面肯定了“公民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并且这一政策也取得了明显的效果。2002年的最新统计表明，上海的私营企业数已达1883万户，占全市的比重达到50%，户均注册资本1169万元，总资本2000亿元。而这样的令人注目的数字还排在广东和浙江之后。《上海半数企业是私营》，《新华日报》2002年5月8日C2版。而对普通城市居民来说，国家推行的房屋改革政策也在事实上使私有生活资料财产的拥有合法化。在房价为全国之最的北京和上海，仅一个房改就使那些拥有地段较好地区房屋的几十万市民成为“百万富翁”。 变化之三：文化的多样化和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的转变也为中产阶层尤其是新中产阶层的出现和成长提供了文化和精神基础。在有关中产阶层的研究中，许多研究者都提及了文化表征对中产阶层的重要性，事实上，英文中“Class”这个词本身就既具有阶级、阶层的含义，也具有文化上的品味和格调的含义。福塞尔：《格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前言”第1～2页。布迪厄更是提出文化资本在社会分层中的作用。Pierre Bourdieu, 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1984, p65能够想见的是，在毛泽东时代，在文化和文艺只能为政治服务、只能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宣传工具的时代，工农兵文艺和文化的唯一性和正统性，不可能赋予中产阶层（即使在经济收入上存在这样一个阶层）任何文化内涵，而这种文化的多元性和对多元文化的宽容性也恰恰是在1978年后的改革开放中获得的。另外，如米尔斯所说：“大众教育也是新兴中产阶层职业兴起的一个主要社会条件，因为这些职业需要教育系统提供的技能。” C Wright Mills, White Collar, The American Middle Classes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1), p266 1978年后，中国高等教育增长的成就有目共睹，中国大学就学率2003年已经超过15%，现在正在从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过渡。不过，单纯的高等教育的发展和民众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还不能必然造就中产阶层。从表0-3中我们能够看到，白威廉的研究证实，自1930～1978年间，中国民众受教育的年限逐代增加(除了1960年代后因“文革”的开始造成下降)，但他们的职业等级和收入则逐代降低。这一现象的改变发生在1980年之后，自那以后中国教育的经济回报率不断提高，到2000年已经达到6%～7%（即多受一年教育者其收入增长6%～7%），这一经济回报率已经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它也为中产阶层尤其是高新技术领域的新中产阶层的产生创造了条件。参见陆学艺，同前引书，第29～30页。 |
创建时间：2006-5-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