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居子说：“太古之事，孰志之哉？”屈原曰：“遂古之初，谁传述之。”吾国汉以后儒生之研究历史者，专喜欢高谈所谓“太古”之事，所谓“遂古”之初。如《尚书》托始于唐虞，《史记·五帝本纪》亦仅以黄帝为开幕。到了谯周皇甫谧乃推至于伏羲。徐整以后则又上溯于三皇五帝盘古开辟。但这些说法，都包括了“史前时代”（Prehistoric Age）。若绳以近代欧西学者治古史方法，凡是研究“史前史”的，不能仅凭相传之纸本书，必以地下发掘之“古器”“古物”为标准。吾国“古器”“古物”流传到现在的很少，现存纸本书能考据虞夏商周文化的，亦仅有汉儒传下来的《尚书》28篇，及晋人发现《竹书纪年》数篇而已。但据清人魏源所考订，则《尚书》虽始于尧舜，大抵为周代史官所录。（《书古微》）古本《竹书纪年》虽始于夏禹，然晋儒杜预以为为魏史官所缀辑。（《左传集解后序》）所以这两部书内容，是否为古代信史，吾人尚不能保证。谈到以实物证明古代史实，非但尧舜茫难知，即夏禹亦恐荒唐无考。近代新史学家动谓尧舜禹皆无其人，一般人都说他们疑古过甚，爱出风头。但没有地下“古物古器”为反驳工具，终无以关其口而夺其气。我们研究古史稍有一线曙光，就赖清末发现甲骨文一事。这一桩事在吾国文化史上应当大书特书的。其发现时候为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其发现地方为今河南安阳县西五里之小屯，确为殷代盘庚以后都城。其内容所记帝王之名，则自帝乙以前为止。所记大半为当时卜筮之事，字句至为简略。近人考据其字之单字约在两千上下，其字之可识者有789个。殷甲骨文经罗振玉、王国维诸人精密考究，其地域时代及文字内容俱灿然大明。殷代历史既有实物（甲骨文）为之佐证。则与尧舜夏禹等茫昧无稽者，大异其趣了。所以“甲骨文”在学术之价值，实远过汉儒所传《商书》数篇，及晋人《竹书纪年》百倍以上。自“甲骨文”发现，经多数学者之考释，其影响于文字学史学为最钜。姑择要言之：

　　甲、影响于文字学者：

　　1、可与金文相佐证相发明。

　　2、为能纠正许慎《说文》等之错误，而许氏身价为之一减。

　　乙、影响于史学者

　　1、使历古相沿史学上“传说”“神话”诸谬说，根本动摇。

　　2、可以证明古代社会文化（尤其是殷代）状况，吾国史学上开一新纪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