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州有一条大街，市容甚佳，我们所住的旅馆即在这条大街之内。该地本来缺乏米粮，抗战之时，物价更见昂贵。是夜发出警报，我们避到那里呢？路径不熟，只有坐在旅馆之内，听天由命而已。不久，警报解除，敌机亦未投弹。　　

　　我们由泉州，再回永安，每过一县，就远远地看到塔子，我们看见塔子，就知道县城快到了。泉州有一个石塔，塔内陈列一张德人研究该塔如何建造的论文，可知该塔是很有名的。我们回到永安，与省政府辞行之后，又赴闽北观察民情，经延平，至邵武，而到崇安。我在旅行社之内，看到《崇安县志》。原来在南宋时代，崇安很见繁盛，人口有六十余万，那知到了清末，竟然减少到七八万，这大约因为闽北多山（闽西亦然），疟疾流行，当时不知治疗之法，人民死于疟疾者，人数太多之故。崇安生产香菇，味香，与台湾之香菇没有香味者不同。我们既到崇安，免不了去游览武夷山。武夷山与别省的山大不相同，山脉不相连接，山不甚高，而常有奇峰突起。我们先在山上一个和尚庙内小憩，庙内和尚取出武夷岩茶中最有名的大红袍，请我们解渴。其冲法先将茶叶放在小小的茶壶之中，冲以开水，冲后，上加以盖，再用开水倒在盖上，据云，如此冲法，香味方不会外散。茶杯很小，只有酒杯那样大，我认为其味至美，连续饮了三杯，而竟如饮酒一样，脸上发红。大红袍茶树即在该寺邻近，只有四株，每年共出四两。前清时，一两进贡皇帝，一两奉献总督，一两送给县长，寺内住持保留一两。该茶树生在两崖之间，所受的雨露不多不少，所受的阳光亦不多不少，故其味特别美好。此时适有一位茶商上山收茶，我问以大红袍是否与别的茶叶不同。照他说，茶叶无不相同，只因焙法有别，因而价值乃有高低之别。到底如何，似非科学所能证明。　　

　　武夷山最有名的则为九曲。山上有水，并不稀罕，但是别处山上之水不过瀑布而已，而武夷山的水却成为小溪，溪流弯曲共有九折。溪水清可见底，但深不及三四尺。人们只能坐在竹筏之上，顺流而下。坐时，须脱去鞋袜，因为溪流之水可由竹筏之空隙，洎至筏上。九曲通到那里，我们未曾走到尽头，故不之知。　　

　　武夷山之游既罢，我们又赴浙江考察。我们在永安时，鼠疫已经发生，鼠疫是可怕的，霍乱是从口里入，只要饮食谨慎，就不会传染，至于鼠疫则由跳蚤传染，防不胜防，到了将赴浙江，又闻金华一带，鼠疫流行，我们均打预防针。同行的人打针之后，无不发烧，我则没有反应。我打任何预防针，都是如此，不独鼠疫针为然。我们先到龙泉，龙泉没有旅行社，我又受臭虫的侵扰了。龙泉县长送我们龙泉宝剑，每人一把。翌日北上金华，金华火腿是全国有名的。我们晤及《东南日报》社长胡健中。《东南日报》每天登出鼠疫消息，阅后不免惊心。我们问胡君鼠疫到底如何，他偷偷地告诉我们：“有虽有，并不猖獗，我们发表这种消息，不过警告敌人不要攻入金华而已。”抗战时期，真是无奇不有，宣传鼠疫，竟可遮止敌军入侵，这真是一种良好的武器。敌军最怕鼠疫，既知金华鼠疫流行，何敢进兵金华。金华免了兵祸，东南半壁竟得保全，这未始不是鼠疫之功。我们在金华只逗留一天，翌早又由金华至江西东北部之上饶，而上饶亦盛传鼠疫流行，我们既然听胡建中之言，对于上饶鼠疫，也认为一种宣传。我们由湖南经江西，而赴闽省，由西而东，现在又由北而南，如雩都各地，我们都已到过，最后则越过一个出产坞矿的山，而至赣州，晤及当时督察专员蒋经国先生。翌晨我们就乘车而至广东之曲江。　　

　　如果我记忆不错，曲江乃是当时广东临时省会，其地也有省办的旅行社，但来往客人太多，因之，我又受了臭虫的侵扰，无法安眠。我敦促同行的人快点回到重庆。我们坐火车，先至桂林，改乘汽车，而至贵阳。此时贵州省主席为吴鼎昌，秘书长为郑道儒，政校毕业生在贵州工作者人数不少，甚有功绩，这有恃于郑道儒之提拔者甚多。据郑道儒说，政校毕业生成绩极佳，贵州建设如有成就，不能不归功于政校学生。在贵阳时，接到家里电报，谓“全家平安”，我看后，莫明其妙，回到南温泉，才知我之居宅又给敌机炸坏了。侥幸箱内东西没有损失，而宅前竟炸死一位老妇，室内墙壁插有许多弹片。回到重庆之后，关于闽政得失，如何报告，事情已经过去，没有旧事重提的必要。　　

　　第二次是在民国三十二年（？），我受青年团委托，到两广及福建讲学，最初预定先在广东各大学演讲，次至福建厦大演讲，等到回旋之时，再在广西大学演讲。我到了曲江，住在旅行社之内，还是臭虫扰我睡眠，每天只于天微明时，睡了二三小时，吃了早点之后，即须登台讲学。最初是在私立广州大学，其次是岭南大学，最后才赴中山大学，每校三天。青年团干事某君知我受了臭虫侵扰，睡不安眠，即劝我租了一条船只，有事登岸，夜晚睡在船中，船中很见清洁，绝无臭虫。我用开玩笑的口吻问他： 夜间独睡船中，不怕有混江龙李俊、船火儿张横之辈么？他亦用开玩笑的口吻，答道： 他若知道老师就是宋公明，亦将放下屠刀，何敢行劫。这样，我就由岸上搬到船中，夜晚无事，仰望明月，竟然想起了五六岁时，我同父母家人，每于六月大夏，租了一艘巨船，泛至闽江口外乘凉之事。这在吾乡，称为“夜观”，船只叫做“夹板”。船身颇大，种之中部，两边均有卧室，中间则为客厅。小孩子在卧室睡眠，大人则在客厅打纸牌为戏，此船纸牌亦分筒、索、万三种，有符号，而无字，吾乡称之为“看符牌”。天色微明，我们起床，站在客厅前面木板之上，看一艘一艘的帆船，由闽江驶往近海捕鱼。贫穷渔夫则站在长长的木排上，木排两傍有许多鹭鸶，鹭鸶看到水中之鱼，即跃入水中去衔，因为项部有索子缚住之，所以它们虽然嘴巴衔得了鱼，而却不能把鱼吞下。此情此景，历历在目。在岭大讲学既毕，又赴中山大学去讲，此时中山大学迁至广东北部，接近湘省之处（地名我已忘记）上课。该校有许多老友，他们都代我担心，因为讲得不好，学生往往一哄而散。我讲了三天，听众未曾减少，且日日增加。讲毕，本拟赴福建厦大，此际敌军忽然蠢动起来了，青年团派人告我，快点离开广东，不必再赴闽省，并交我一张一等卧车票，就送我坐上火车向西出发。在离乱之时，最好是合伴同行，彼此照顾，我就同四位中年人结成友谊。那知夜里到了衡阳，竟须换车。我不知所换之车停在那里，只见人山人海，赶呀，赶呀，警报红球已经挂上两个了，敌机将来轰炸，我亦随众而走。走到火车之傍，挤呀，挤呀，挤上身体，而又挤不上行李，挤上行李，而又挤不上身体。我只有抛弃不重要之行李，挤上火车，这辆火车似有走廊，走廊之中，只见人头，挤到那里，就要停在那里。近傍有一青年对他朋友说：“这样挤法，既不能向前，亦不能退后，万一便急，如何解决？”这个忧虑确有理由。约略十几分钟，查票来了，他看我的票是一等卧房，高声叫人让路，带我进至一间卧房，请一位侵占卧床的客人让我安眠。上床之后，“呜”、“呜”的紧急警报鸣了，火车用快速度，避在两山之间，乘客争相下车，我不知他们躲到那里，万一敌机来炸，在车上亦死，在车下亦死，不如卧在床上，还觉舒服。此时乘客减少，减少至不闻人声。再过数分钟，解除警报，车上的人声又复噪乱起来。火车继续开行，翌日上午九时左右，安抵桂林，一到车站，就有青年团职员照顾，迁入旅行社之内。　　

　　桂林为抗战时期交通要道，市面甚见繁荣，时卓别麟的《独裁者》方在上演，我很想去看，但看戏，我总认为夜里的事，又认为至少须有两人同进戏院。由于这种老习惯，终错过了机会。时翁文灏为经济部部长，又兼资源委员会委员长之职，毕竟他是研究地质的，而缺乏经济常识，居然异想天开，下令全国各省开办制钢工厂。但是制钢并不是简单的事，机器从何而来，原料从何而来，对于精神的事也许可用意志克服，对于物质的事，则非观察环境不可。并且中国人民以农民为多，农村破坏，农民没有购买力，机器制造出来的商品找不到市场，机器便无用处，机器没有用处，钢铁等于无用的长物。我在桂林时，曾以此事询问省主席黄旭初，他说现在广西也想办铁工厂。我劝他不要花宝贝的金钱，作无谓的生产。他说中央立意如此，我何敢反抗。果然抗战结束，各省的铁工厂都关门了。当时行政人员不务实际，只求表面好看，吾人观翁文灏的经济政策，即可知之。后来王世颖先生告我： 翁文灏为行政院院长之时，曾一度亲到北平，与河北省政府商谈要务，参加的人有十数人之多，一位参议起来说话，翁文灏听了之后，竟然说道：“参议老爷，我们现在是谈国家大事，参议老爷没有开口的权利。”该参议年龄已老，有姓有名，可惜我已经忘记他的姓名。他受此侮辱，不觉因生气而生病，因生病而至一命呜呼。翁文灏度量之狭，令人惊奇。我常告诉学生：“你们此后做事，凡地位比你低的，向你贡献意见，只要意见不错，你必须采纳，采纳可以表示你度量宽大。反之，你的政敌提出要求，纵令要求合理，你亦不宜立即接受，接受将令别人怀疑你的力量不够，而须屈伏于政敌之下。”此言虽有所偏，然亦不失为“政治术”之一。　　

　　在桂林约有两天，广西大学校长（适忘其姓名）驱车来接。该校长系清华出身，与本栋同学，劝我迁入校内，我欣然应允。广大亦有许多朋友，讲学三天，并不寂寞。该校种有桂树甚多，桂花之香太浓，我闻后，常常发生头痛，只有吃永安堂之头痛粉，方能止痛。演讲既毕，仍在广西大学休息两天，而后再回桂林。此时军事吃紧，飞机常常停航，二三天后，飞机复航了，我遂坐飞机，回到重庆，那天微雨，飞机在天上盘旋许久，不能着陆，同机的人面有忧色，盖飞机一脚不能伸直，着陆之时甚觉危险。我一生不知危险之事，处之泰然，俄而乘客欢呼飞机两脚均已伸直，飞机就降落在飞机场之上。我责任已了，除向青年团报告之外，即乘汽车，回到南温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