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要倒回来一说，在庐山会议之后，我们回到南京，战事急转直下，变成全面抗战。老实说，这是我预料不到的。大约是八月吧，日机来炸南京，我家玻璃窗均贴以棉纸，盖恐玻璃粉碎，伤及人身。吴挹峰君告我，战事必定扩大，你的家眷须离开南京。搬到那里呢?上海战事甚见激烈，我们不能乘船回闽。我虽然摒挡行李，解散本地工人，即拉车的小周及收拾楼上房间的王嬷，每人多发三个月薪水，令他们赶快回乡，只留住福州带来的林厨子及看顾小孩的陈老嬷，因为他们也无法回闽之故。逃避战祸已经决定了，而目的地尚不知何处。此时胡善恒君来访了，他也是政大教授，与我感情甚好，他劝我避到常德，住在他的家里。决定之后，即托人买了船票，先赴汉口。上船之时，码头上人山人海，幸有堂弟师炯及车夫小周等共同保护小孩，才得挤上轮船。师炯自己愿意暂留南京看家，车夫小周亦愿意代他煮饭。那天晚上听到船中广播，谓敌机在南京投下毒弹，我同内子极不安心，不知炯弟如何，拉车的小周如何，王嬷是六合的人，想已回去。此时船上忽然来了薛伯康先生，他带一位年轻的男用人，薛君人极好，胆极小，他对我说：“本拟赴九江，但今日九江被炸了，不知要到那里。”我即劝他同赴常德，他立即应允。在我，避难之时，多一人就是多一人看顾小孩；在薛君，前途茫茫，举地无亲，亦只有随我同行。当轮船将到汉口之时，船上发出警报，时已薄暮，我急急召集诸儿以及用人同在一舱，意谓轮船被炸，不如全部死光，不要只留小孩，而用人又是福州人，语言不通，留得他们，亦甚可怜。俄而薛君及其用人也走入吾舱。我看敌机投下炸弹，黑黑的一颗一颗，投下三四次。轮船轰然一声，隔舱的妇女哭了。我们以为船已中弹，那知不是那会事，隔舱妇女因惧而哭，椅子倒了，故轰然作声，轮船并未中弹。薛君要知道时间，开了手电筒，看看手表，窗前警察大喝一声，薛君急将手电筒关闭。黑夜之中，纵是星星之火，远远的也可以看见，警察为全船安全，当然有禁止的权力。　　

　　约在晚间八九时，轮船到了汉口，由“接水”送到客栈，客栈何名，我已忘记了。汉口天气比南京更热，而臭虫又多，真是欲睡不得。而小女公昭时方三岁，又发烧了，侥幸薛君用人对于汉口情况颇见熟悉，由他介绍一位西医诊视。第三天热度尚未退干，我们又坐洞庭湖的船开往常德。　　

　　既到常德之后，先住在客栈之内，第二早往访胡善恒君之长兄，渠已收到善恒来信，谓已收拾三间空房，供给我们住宿。我又告他，尚有一位朋友，也是政大教授，可否亦搬入贵宅。他满口答应。我们迁入胡家之后，建议出点租钱，这是一种禁忌。依吾乡习惯，客人来住家里，不许夫妻同房，谓可破坏房东风水，租钱不拘多少，纵是象征性的一块钱，也可以，推己及人，所以我们必定要出租金，伙食自备，薛君主仆则在吾家吃饭。　　

　　过了数天，胡君长兄(他住在第二进)请我们吃饭，请帖上写明下午二时，我们都不敢吃午饭。到了二时，看主人尚无动静，心中怪极，以为请帖上写错了，等到下午七时，主人才派人来请，原来常德有此习惯，写明下午二时，未必就是二时，而是晚餐。　　

　　常德物价甚廉，买了数元木柴，可以用到一年。牛肉亦佳，洞庭湖产鱼，鱼价亦甚便宜。我住在常德约有一个月之久，接到政校通知，谓在庐山复课，我又同薛君及其用人渡洞庭湖，坐长江轮船，至九江，而上庐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