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开始之年，即民国二十六年，我曾三次上了庐山。第一次是在暑假期间，接到通知，去参加庐山训练，与我同行的有刘振东、吴铸人两位先生。我们乘船，先到九江，次至庐山海会寺报到。我们是去工作么，是去受训么，完全不知道。住在海会寺一个宿舍之内，等了三天，没有消息。吴铸人君不知何往，我同刘君都觉得无聊之至。海会寺是在山脚，天气热极，而宿舍臭虫又多。我最怕臭虫，床上有一匹臭虫，就睡不着。第一夜过去了，第二夜刘君夜半醒来，看见我受了臭虫的扰，即对我说：“我这个床没有臭虫，我们交换一下。”交换之后，刘君又呼呼大睡，我仍觉得臭虫不少，快要睡了，这里痒，那里痒，还是睡不着。我很佩服刘君不怕臭虫，当时没有DDT，不怕臭虫，就是有福气。第三天，我们仍无工作，即通知有关机关，我们回到南京。　　

　　第二次上庐山，是在七七事变以后，当时“牺牲已到最后关头”，我们要全面抗战了。委员长蒋公召集全国大学教授，在庐山开会。此会本来是由委员长亲自主持，因为军事吃紧，就派汪兆铭为代表。此际，政校教授应聘上山者，除我外，尚有数人，我们均住在旅馆之内，山上风景甚佳，路旁植有许多花草，至为美丽。会议是讨论对日政策，此非熟悉日本军备、列强态度、中国地理等各种情形，不能发表高明的意见。各教授对这问题大约是门外汉，他们讲演无非是慷慨悲歌之辞，虽然博得全场鼓掌，事实上没有内容。中国各种会议属于此种形式者甚多。会议预定三天(?)，而时局紧张，北平各教授均欲回平，所以两天就见结束，我又同政校教授回到南京。　　

　　第三次是抗战初期政校迁到庐山传习学舍上课之时，我也同薛伯康先生，由常德，渡洞庭湖，到汉口，至九江，而上庐山，我的家眷则留在常德胡善恒先生家里。在庐山时，我们仍坚守自己岗位，上课、下课，似忘记了战争之事。此时我与教育系主任汪典存君同住一室，他是苏州人，他说的国语最初我只听得三成，渐渐进步到五六成，五六成之后，就不进步，半懂半不懂。我的国语，想汪君也是半懂半不懂。时同事家眷搬到庐山者甚多，他们均劝我将家眷接来。我定下房子之后，打长途电话给我内子，叫她带两儿一女及厨子老嬷同来。他们到了九江之时，我同薛伯康君下山往接。此时庐山天气已经冷了。下午，我常同妻子游览风景，黄龙潭及乌龙潭是我们常到之处。我们有时登到高峰，看见山下日本飞机顺长江而飞。我们在上，敌机在下，小儿常拾起石头，向敌机扔去，那里扔得着呢。不久，庐山下雪了，早晨起来，看树叶都变成银花，别有一番风景，不是抗战，谁会在冬天上庐山赏雪。　　

　　我家眷上山之后，不及一月，敌军已沿京沪铁路，向南京进攻。我记得政府任命唐生智坚守南京，唐生智最初是宣布以死报国，那知不及数天，唐生智并不死守，敌军似不甚费力地攻下南京。南京失守，政校又决定再迁。迁到那里?教员意见与总务主任吴挹峰之意见完全相反。吴先生要迁往昆明，教员只肯先迁湖南。一夜，教育长陈立夫先生上山来了，他与诸教员交换意见。在未交换以前，王凤喈、寿勉成两君与我商量，谓讨论时我们应极力反对迁往昆明。那知开会之时，寿勉成默不作声，只唯我与凤喈兄与吴挹峰君辩论。最后立夫先生说：“中国人做事都采取中庸之道，现在我们先至长沙，到长沙后，看情况如何，再决定迁到那里。”经此次会议，我看破了寿勉成之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