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二十五年，考试院举行第二次(?)高考，我受任为典试委员，我即请襄试委员开一次会，讨论命题，我以为第一次高考，题目太过偏僻。考试题目是叫考生答的，不是出题的人表示自己的学问，我希望偏僻的题目不要再出，考生答案须从普通学说，不能以考官自己特殊的见解，决定分数高低，与会的人都认为很对。　　

　　典试及襄试委员均须入闱，禁止出去，我们住在考试院内，晚间九时以后，常常集合闲谈，或在叶溯中住的房间，比赛将棋。我下得最坏，因为我不能长考虑，只能依直观的方法，随便移动棋子，而性又急，对方严守，我又冒险进攻，固然有时亦可以得到胜利，但十盘之中，必败九盘。下得最好的是李宣果先生(现在国防医学院)，那个时候我尚不知道李君是我的亲戚。此时有一襄试委员(姓名我想不起来了)，与李君对下，我们均在傍边观战，李君常胜，该委员不服气，要求再下。如此，连续下去，下到午夜，我们在傍边作无声的拉拉队。大家都希望李君获胜，因为李君获胜，我们可以再看一盘，李君不负众望，累战累胜，那位襄试委员则累北累战，有不胜不休之心，下到夜里十二时以后，才行罢战。明晚再下，情形还是一样。　　

　　一天，考选委员会委员长陈大齐先生于午饭时，忽然宣布西安事变。我们听了之后，心情都觉沉重，是晚谁都没有闲情下棋，大家聚合，无非讨论西安事变。此时日本军阀因知中国将统一起来，不惜采取各种手段，以使中国无法统一，“一·二八上海事变”呢，“中日塘沽协定”呢，“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的制造呢，层出不穷。　　

　　我记得抗战时期，梅仲协先生曾在政校纪念周，作了一次演讲，说明抗战以前，全国人民如何信任委员长。他说：“一天，邮差送信来了，我问他，中日战云日紧，你们的看法如何。该邮差说：‘老蒋自有办法，我们何必忧愁。’”　　

　　那知这个时期，竟然发生了西安事变。在高考完毕，我们出闱之日，委员长尚在西安，一切游艺场均自动停止游乐。一夜我听见鞭炮之声，自远而近，连续不断，有二三小时之久，委员长由张学良护送返都。　　

　　然而因此，日本军阀怕了，日本自明治维新之后，即以大陆政策为目标，其方法为： 先取韩国，次进满洲，以高屋建瓴之势，南压区夏。日本不希望中国统一。他们看到委员长返都，他们怕了，遂于翌年，即民国二十六年，急急发动“七七事变”，于是全面抗战开始，前此西南与西北尚不是完全服从中央，抗战开始，全国于委员长领导之下，一致抗日了。这是日本军阀意料不到的事，结果，日军陷入泥滓之中，不能自拔。此际人民生活是极穷苦的，但是大家有信心，深信必能战胜日本。果然，民国三十四年八月十四日日本投降。忽然胜利，我们老百姓一方欢愉，同时不免惊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