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民国十九年到政校教书。此时第一期大学部学生尚未毕业，第三期学生方才入学。我是接替段锡明君之功课，教第一期学生“西洋政治思想史”，第三期学生“政治学”。在第一期学生之中，上官业佑因为“上”之字划最少，点名簿上是第一名，故我记得。周异斌坐在前排，成绩甚佳，他常常到我宿舍，与我闲谈，故我对他印象甚佳。陈烈甫常有文章在《新生命》上发表，故我也记得他的姓名。第三期人数不多，有两位女生，都是四川人，她们也穿着灰布的军装，走起路来，实在不好看，后来不知何故，此两位女同学均离开政校。在第三期同学之中，萧自诚成绩亦佳，故我记得。徐君佩喜说不平之话，故我也记得。刘能超曾在军校编辑部工作，昔是同事，现在则为师生，故我也记得他的姓名。现在此辈学生年龄都是六十上下了。时间过得真快。　　

　　此时政校只有四系，即行政系、法律系、经济系与财政系。行政系专任教授只有我同梅思平两人，马星野尚是助教。思平兼行政系主任。其他教员多系兼任。法律系专任教授最初似只有胡次威一人，翌年阮毅成才来了。财政系专任教授亦寥寥无几。专任教授最多的乃是经济系，系主任为寿勉成，他是研究合作的，他曾来过台湾。我们常与研究合作的教员，开玩笑，谓他们只做到“人人为我”，未曾做过“我为人人”。阅者若看今日台湾各地之信用合作社，可知吾言到了今日还是真理。寿勉成虽为经济系主任，而讲授经济学的则为赵兰坪。后来学生人数增加，行政系经济学由寿勉成担任。今日在台学生例如金克和谈起寿勉成之经济学，还觉头痛。据他说，寿君喜欢把问题分做许多点，有时竟有十数点之多，而这一点与那一点又相差无几，实难记忆。　　

　　政校教员都很亲睦，绝无钩心斗角，分党立派之事。案学校的风潮大半由于教授之不能协和，这一教授拉拢了一批学生，另一教授又拉拢了另一批学生，互相攻讦，最后遂变成学校的风潮。政校绝无此种现象。　　

　　初到政校时，住在红纸廊教员宿舍，家眷则留在上海。与我同住宿舍的，现在只记得数人，即赵兰坪、陈石孚、王世颖三君，赵陈两君的家眷亦在上海，王君的家眷则在杭州。此外，未结婚的有徐恒寿、胡道远两君，我常常叫错了胡道远为何路通，因为在《包公案》（?）之中，有一何路通之故。宿舍内又有一位国文教授，如果我记忆不错，似是钱文玑，温州人，喜欢给人算命。我们都叫他钱半仙，他也以半仙自居。我们都是三十余岁的人，每晚常常下象棋，下至夜间十一二点方罢。因为各人都不佩服别人，败了再战。一切比赛都出于不认输的心理，认输就失去勇气，何必再下。　　

　　宿舍的饭菜是难吃的，我们轮流添菜，而所添的菜亦不过炒鸡蛋之类。当时我的朋友在南京者甚多，或在政府机关服务，或在中央大学教书。每星期天，他们常邀我去作方城之戏，梅思平常常与我同行，他怕我输，因为我输，只有欠他的钱，我也怕他输，因为他输，也必欠我的钱，那知天下事是愈怕愈会发生的，即两人往往俱输。　　

　　一天下午，我到他的家里，他取出许多橘子供客，他一颗尚未吃完，我已吃了数颗。他觉得情形严重，即对我说：“往者不算，现在你三个，我也三个。”他把皮子拨开，一枚一枚的取出，挑去橘络，而后放入口中。我以橘络最富维他命，小橘分二次入口，大橘分三次入口。三颗的橘我又吃完了，他一颗尚未吃完。橘吃后，他教我打南京纸牌为戏，南京纸牌似亦分为筒索万三种，由一到九，没有字，只有符号，他把符号写在纸上，按图索骥，这是多么麻烦。我忽然灵机一动，即对他说：“符号必有一定标准，由一到九，五为中心，现在试把它们排列起来看看。”果然，五是中心，右边多一符号，表示为四，左边多一符号，表示为六，余以类推。关键探到了，我们即继续作戏。他一一都会记得，我仍不能记得，我佩服他记性，他佩服我悟性。他是北大学生，未曾出国，而英法两国文字虽然不会说，而对于英法书籍，都能看懂，这便是他记性甚强之故。　　

　　他担任行政法一课，开始时，必发讲义，发到七八页，就不发了。我国语不甚高明，只有用讲义以补国语之不足，故我必发讲义，发至最后一节为止。其后，政治学讲义交给世界书局出版，书名为《政治学概论》，累经修改，而成为今日的《政治学》。西洋政治思想史由新生命出版，共分两册。自是而后，教书必有讲义，便成为一种习惯。但我并不是照讲义一字一字地念下去，而是因为有了讲义，内容不至重复，或前后矛盾，所以国语虽然不好，而学生却喜欢听我讲书，这样，便注定了教书匠的运命。　　

　　政校学生对于教员之选择甚见严格，教员批评教员，也许出于文人相轻之意；学生批评教员，大率公平。学年之末，学生可向教务处，呈诉那一位教员好，那一位教员坏，不管教员镀金或不镀金，博士或不博士。学生最讨厌的是教员自吹自擂，吹得呱呱叫，擂得响当当，一到讲学，没有一点内容，或条理不清，或自相矛盾，静静地听了一小时，而教员讲的是什么，学生莫明其妙。这种教员受到学生排斥，确有理由。有位学生告我，校内其他人员好不好，与我们学生没有关系，教员好不好，对于我们前途，关系太大。我们对于任何教员都无成见，完全根据事实说话。所以当时政校聘请教员，凡刚回国的，第一次聘约只有半年。这种故事，我想政校老教授，如赵兰坪、陈石孚必会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