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年国父逝世于北京，十五年国民革命军北伐，十六年攻克上海及南京，而实行清党。此时我仍住在逢源坊。炮火之声，不断地听到。国民革命军初到上海之时，满街贴有“打倒国家主义派”的标语，三民主义第一讲，明明白白地说出“三民主义就是救国主义”，既然要救出中国于列强压迫之中，则“国家主义”何必排斥。当时总政治部主任为吴稚晖，副主任为陈铭枢及刘文岛。在立法院内，我常对刘文岛说，“你是我的老上司”，他连说，“不敢，不敢”，大约是他忘记了。吴稚晖不常来部，实权在于副主任陈铭枢，陈铭枢自称他的军队是钢军，以与张发奎的铁军相抗。是时宁汉分裂，南京总政治部成立伊始，陈铭枢知道孤军社是反对共产党的，所以托人请孤军社同人整个加入国民党，负宣传工作。我们初到南京之时，尚听到隔江有炮火之声。我们到了南京之后，均改穿军装，穿皮靴，拿皮包，挂皮带，这叫做三皮主义。总政治部设在花牌楼一个巷内，工作人数甚多。此际我们要创办一个《革命军日报》，请陈布雷君为主编，陈君初亦答应，而来到南京之后，旋即离开。盖承蒋公之邀，赴前线去了。《革命军日报》遂至流产。　　

　　我负编纂宣传品的工作，宣传品如何写法呢?我把过去宣传品看了一下，原来有一定公式，最初是说明理由，最后必殿以许多口号，口号之上必写“我们高喊”。千篇一律，有何效果，值得研究。　　

　　我在总政治部工作，只有二个月，即辞职不干。因为三次要讨伐武汉，我三次写了讨伐武汉文檄，三次均作罢论。我是学习政治学的人，干政治的须取主动。三次写，三次不讨伐，我就于某夜将行李送至火车站，并写信给陈铭枢，谓我不干。约略二星期后，蒋公引退，南京秩序大乱，许多友人坐火车回沪，状极狼狈，他们都说我有先见之明。　　

　　当我在总政治部工作之时，周佛海也逃出武汉而至上海，登陆之时竟为上海政治部主任陈群抓去，欲处以死刑，是日为星期六，星期日停止办公，周太太杨淑慧女士急到南京，要求我们设法挽救，我们与陈铭枢商量之后，即用总政治部的名义，令其引渡到南京，陈群不肯接受。后来似由蒋公下令引渡，佛海来到南京之后，即关在总政治部一个房间之内，我们因为同学关系，时时往问，并予安慰，佛海是很聪明的，在船上就写了一篇“逃出赤都”的文章，意欲借此以表明自己不是共产党。后来此篇文章曾在各报上发表，而蒋公且任命他为军校政治部主任。当中国组织共产党之时，佛海确是发起人七人中一人，后来因听河上肇经济学，即离开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据他说，七人开会是在上海一个小旅馆内，鲍罗廷曾来参加。鲍谓目前中国共产党尚非行动时代，只有宣传与组织，这种策略，我知道列宁在其《国家与革命》一书之中明文定下的。　　

　　当民国十九年，我到政校教书之时，翌年招考新生，竟然遇到左舜生、陈启天两君。原来他们两人是蒋公聘请来校执教的。当时国民党气焰甚高，青年党似难存在，此际蒋公聘请他们两人到党办学校教书，蒋公见解之高超毕竟与凡人不同。抗战初期，政校迁到小温泉，左君尚在政校讲授中国近代史一课。当时训导处训导，尤其王慕尊，党意甚见强烈，极力排挤，翌年左君便不续聘了。此位王慕尊与政校出身的王慕曾是两个不同的人。后者在政校办理毕业生事务。在台湾时，我曾见过数次。抗战末期，前者（王慕尊）曾做中山大学法学院院长，他是研究哲学的，何以能做法学院院长，我实在不能了解。抗战胜利，王星拱先生任命为中山大学校长，我则由朱家骅先生之推荐，由王校长聘任为法学院院长。我与朱先生很少来往，何以他希望我到中山大学主持法学院院务，我亦不甚了解。学校讲堂都有两扇门，一扇门开在接近讲台之处，一扇门开在接近后排学生座位之处。我到中山大学之时，许多教员告我：“当王慕尊上课之时，必把后一扇门锁住。”我问何故，他们说：“王君讲书，学生不甚欢迎，往往他在黑板写字之时，回头一看，学生已溜走了一半，所以必须锁闭后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