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主张全盘西化，其实，他们所谓西化不过皮毛而已，口说英语，身穿西装，圣诞节彻夜狂欢，宴会后男女拥抱跳舞，至于学术尤其自然科学方面，一点也不西化，纵令西化，也不过狂吞，未曾加以龃嚼，所以经过半个世纪，中国学术还停滞于清末民初的状态之中。日本自明治维新之后，也逐渐欲归西化，然其西化的形相绝不是皮毛。当我留学日本之时，西装很少人穿，大臣及国会议员多穿和服，只唯银行职员才穿西装。所以人们穿了西装在街中散步，见者必误认为银行职员，但其研究西洋学说，似比中国高明。　　

　　住在上海的人，洋化更甚，最初非穿西装，不能坐一等电车，其后这种限制虽已取消，而高等华人还是以穿西装为多。说到服装，不能不回忆过去妇女所穿的衣裳。　　

　　在民国初年以前，妇女服装完全与今日不同，裤子甚长，衣裳垂膝，出门或家里有喜事，寡妇穿黑色的裙，其余穿绣花的红裙，裙子甚长，穿后不见裤子，若见裤子，就难看了。所谓“裙拖六幅湘江水”，即其形状。今日妇女所穿之衣裳叫做旗袍，本来是八旗妇女所穿。据我记忆，大约是民国初年，先由上海长三（妓女）穿起，而后普及于一般妇女。不过当时旗袍又与今日不同，袖长，袖口亦大，衣身长及脚跟。　　

　　前清时代，男人剃头，打辫子，即所谓“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不留发不是剃光，同和尚一样，而是发之外围，剃去六七分，留下来的则打辫子，垂在脑后，故有“猪尾”之称。服装呢?男人穿满洲衣裳，今日之蓝袍青褂就是满洲之便衣。女人不改装，这叫做“男降女不降”，即男人投降满清，女人不投降满清，而与“生降死不降”，同为洪承畴所定的制度。何谓“生降死不降”，即男人生时穿满洲衣裳，死时穿明朝衣裳。依吾乡习惯，元旦所贴之春联，不是全部用红纸，红纸头部必留有一二寸长的白纸，这也是为明朝戴孝。我研究明代历史，政治最见腐化，何以人心还是思明呢?这一半出于民族意识，一半由于崇祯缢死煤山，其衣襟所写文句：“朕死，任贼分裂，无伤百姓一人”，深深地感动了民心。　　

　　妇女之服装固然是保守明之旧制，而在福州乡村又不同了。他们所穿的衣裳，有似城内妇女，但不穿裙，腰部必束之以带。她们都是天足，髻上插三把刀形的首饰，有钱的用金打成，普通用银，穷苦的用铜。一把插在髻之中央，两把插在左右两边。夜间独行，急时，可以拔出当刀。据说，她们本是“无诸”的人，唐末，王审知入闽，到了福州，杀尽男人，只留妇女，所以我们那里称男人为“唐暮人”，即“唐”代晚“暮”来的“人”也。称妇女为“诸娘人”，即“无诸”的娘子也。她们出嫁，内穿白衫，外披红袍，本来是为旧夫戴孝，沿而成俗，历久不变。传说如斯，有待于民族学的考证。她们住在乡村，都是天足，而与城内妇女之缠足不同。每年过了元旦之后，她们常到城里，向各家讨点年糕或包子。但她们绝不是因贫而行乞，而是由于惯例，至于惯例之来源为何，则无人能够说明。吾人观她们所穿之衣裳是绸缎，髻上之首饰是金玉，腕上带玉镯或金钏，指上又有宝石戒指，可知她们并非穷人，而为乡村之殷户。她们来讨年糕，不过要求吉利，所以人家给了，她们必定要求再添。“添”是好话，添丁、添寿、添财，所以人家亦从其言，添了少许。她们讨时，必唱歌谣，我还记得有一首，头一句为“正月石榴满眼红”，次一句为“状元榜眼做侬郎”，其后变韵，而殿以“让侬一家过一家”。北伐成功，政府下令，强迫乡村妇女改装，抗战胜利，我回福州，已经不能看到乡村妇女三把刀的装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