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上海因为大部分是外国租界，洋人气焰嚣张，不但买办，就是知识分子也有洋奴的气质。在我六七岁之时，汽水叫做荷兰水，大约是由荷兰国输入的。才有电话之时，叫做德律风，这是翻译英文telephone之音的。在吾国尚未丧师失地以前，目四裔为夷狄，对于外国名称，多加狗傍，如英吉利写作狤猁等是。后来由于洋人认识中国字，提出抗议，才把狗旁取消，狤猁变为英吉利。那时火柴均由瑞士输入，我犹记得其商标为一匹猴子拿着一个棍子（棍子表示火柴），至于火柴何名，我已忘记。　　

　　及入小学之后，星期之名称不用星期一之类，而是用五行，再加日月两字。星期天叫做日曜日，星期一叫做月曜日，至于五行之排列，并不依民间习惯，为金木水火土，也不依董仲舒的五行学说，为木火土金水。星期六叫做土曜日，星期五叫做金曜日，星期四叫做木曜日，星期三叫做水曜日，星期二叫做火曜日，这种命名犹如英文之周名，很难记忆。在我快要由小学毕业之时，才改为星期一而至星期六，只唯礼拜天不叫星期七，而叫星期日，好记多了。后来，我赴日本留学，方知这种命名是由日本输入的，而那天是水曜，那天是金曜，我始终弄不清楚。　　

　　最初国人虽受洋人压迫，而民族自尊心尚未泯灭。“自古胡运不出百年”，这是国人的信念，不知从那时开始，这个信念竟然动摇了。而国人又一反过去的态度，随着洋布打倒土布的物质转变，精神上也认为“洋”的东西都是好的。当我住在上海之时，每次坐在电车或公共汽车之上，常常听到两位同胞用英语交谈，我听了之后，确实惭愧得很。没有洋人坐在车上，用英语交谈，犹可忍受，洋人在车，中国人不说中国话，而说舶来话，这是多么羞耻。　　

　　有人告我，当有声电影刚刚发明之时，对话多，而动作少，非精通英语者不容易听懂，但国人为了时髦，纵是老太婆，连中国字也看不懂，亦赴大光明电影院，去看有声电影。电影中两人对话，常有滑稽之言，外国水兵听了，无不哈哈大笑，这个笑声影响到坐在水兵附近的华人，也跟着大笑，最后全场也随着哈哈起来。不笑，就是听不懂洋话，听不懂洋话，就不配做高等华人。　　

　　我很佩服印度的甘地，不是佩服他“不合作主义”，而是佩服他不丧失印度人的精神。他是英国留学生，英语说得极好，但他赴伦敦与英国第一流政治家谈判之时，竟然穿了印度的衣裳，跣其双足，自己说印度话，由别人译为英语，这种气魄是可钦佩的，那会同中国外交官，在联合国开会之时，不说中国话，而说英语。南北朝时，北朝士大夫多教子弟，学鲜卑语，以服事公乡，此盖经过一百余年的内乱，漠北民族渐渐移住中原，终而鲜卑种族的拓拔魏竟能统一北方，而与南朝对立，中原遗黎已经失掉民族意识之故。然其失掉程度似还不及今日之甚，原因何在，明眼人当能知道。　　

　　少时，听到“南无观世音菩萨”，总觉得奇怪。南方既然没有（南无）观世音菩萨，何以家家又供奉观世音菩萨呢?案吾乡对于“无”字，不念为wu,而念为mo，“南无”二字应念为nanmo，这不但吾乡如此，就是别个地方，甚至日本，其发音亦为nanmo， nanmo大率是梵语，唐代的人只译其意，而作nanmo,至于nanmo何意，我不知道梵语，亦未研究佛经，不敢擅自解释，贻笑大方。　　

　　同样，在民国十三四年之间，马克思主义大见流行，海派学者常由日文将德文译为国文，他们所译之书常有“奥斯赫本”四字。人名么，而由文法看来，又是动词，盖日文对于德文之Aufheben一字，无法译出真确的意义，只有照其发音，译为“カウスヘベン”，下加“スル”二字，作为动词。海派学者不识德文，只有依日语之发音，改为“奥斯赫本”，这真是千古奇观的翻译。　　

　　一切新名词多由日本输入中国，例如主权、统治权等是。但是同时日本民间所用之俗语，例如“场合”二字也输入中国。“场合”二字俗而不雅，输入中国之后，竟成为中国的语言。其他优雅的新名词由严复所创者不少。严复主张译书须信达雅三者俱备。但吾人读严复所译的《天演论》、《原富》、《法意》等书，将原文对照一下，达是达了，雅也雅了，而信却未必。西洋哲学思想由严复输入，西洋文学作品由林纾输入，两人都是开路先锋，其功固不可抹杀。严复所译之书是有一套的，由功利主义而自由放任，而民主政治，绝非东译一种，西译一种，南辕北辙，互不相关者可比。林纾本来不懂得洋文，叫人讲一句，他翻一句，有些译文还比原文为佳，当然有些译文比不过原文，但绝没有佶屈聱牙，读不下去之病。前人译书先求国文之通，将一句长拖拖的洋文打散，依着中国的语法，译为国文，那里会有今人那样直译，译得莫明其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