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民国十三年回国，那个时候，外国人之视上海，不视为租界，而视为殖民地。英国的租界在大马路一带之地，这个地区是最热闹的。巡捕除红头阿三外，有躯干高大的江北佬，红头阿三脸孔都是黑黑的，脸形相差不远，初到上海之人，往往难于分别，每到一地，看见红头阿三，往往深怪何以此人又在这里。法国的租界在霞飞路一带，巡捕除安南人外，亦常雇用江北佬。日本的租界在北四川路一带，即由英租界越过白渡桥，就到了日本租界，巡捕以日本人居多。在法租界与英租界之间，有一地区叫做“三不管”。所谓“三不管”，即英国不管，法国不管，中国也不管。当时人力车均有牌照，牌照分为两种，一种叫做大照会，是英国巡捕房发给的，它可在各租界及中国界通行；另一种叫做小照会，是中国工务局发给的，只许通行中国界，不许越过租界一步。所以人们坐车，须先注意所坐之车是大照会么，或是小照会。如果你坐小照会的车，到了租界，必须换车。这是初到上海的人不会知道的，而且以后的人也不会知道。　　

　　一年，我由福州坐船至上海，船泊高昌庙，我雇了一辆黄包车，要到英租界的客栈休息，车行一半，车夫要求换车，我以为他敲竹杠，不肯下车，路人聚观者甚多，有位路人告我，这是小照会，只能行驶中国界，你要到英租界，必须换车。自此而后，我才知道上海人力车有小照会与大照会之别。但是大照会可进入中国界，小照会不得进入租界，这也是一种不平等的待遇。　　

　　上海的电车分为两等，即第一等及第三等，没有第二等。最初只许中国人坐三等电车，盖当时列强均指中国为三等国，故由一等即降落为三等，没有二等电车。其后中国人衣冠整齐的也可以坐一等电车。三等电车挂在一等电车之后，两傍均有“大众可坐”四字。我最初还以为坐三等车不要花钱，那里知道这是专给中国人坐，也要买车票的。　　

　　上海码头是很纷乱的，刚到上海之时，看到纷乱情形，不能不摇头叹息，其实码头的苦力颇有组织，只要你把行李交给某旅社，绝对不会失掉。轮船一靠码头，就有许多“接水”上船，招揽客人，他们手中执有旅社的牌子，此际你绝不可乱接牌子，接了而又不住他的旅社，必定发生许多纠纷。你若愿意住在那个旅社，可将牌子接下，点明行李几件，交与“接水”，自雇车子直接往该旅社，行李绝不会丢。一年我由日本回国，船靠码头之时，依习惯，去住吉升栈，因为住在吉升栈之内，容易打听有何轮船驶往福州。半小时后，行李到了，少了皮箱一件，该“接水”说，不要紧，即可寻回，果然不及一小时，我的皮箱来了，启箱一看，一件东西都没有失掉。纷乱中有组织，这是上海码头的情况。　　

　　要在上海开业，尤其开商店、旅社、戏院之类，非加入帮会不可，否则必将有流氓捣蛋。上海是外国人的租界，中国政府的权力不能行于其地，而外国人对于中国情形又不熟悉，因之帮会就有了很大势力。我们都知道法租界有三位名人，即黄金荣、张啸林、杜月笙，为帮会的领袖。他们势力似由法租界渐次伸张到英租界，至于日本租界的帮会首领为谁，没有人说过，也许也受他们三人的控制。在三人之中，杜月笙坐第三把交椅，然其名望似在黄张之上。大约是民国十七八年吧!杜氏宗祠告成，他的家里热闹极了，有名伶演戏，有名妓陪酒，而法国公园也于夜里大放花火。杜氏以浦东一个贫儿，竟有这种地位，其聪明才力自有过人之处。毕竟杜氏没有政治野心，其所交游多系江湖好汉，苟有萧何、曹参为之运筹帷幄，则亭长还乡唱大风，其事业当不限于上海之内。民国十七八年之时，《杜月笙传》所举之陈群已经下台，但杜氏还委托他经营大东书局（胜利后，大东书局由陶百川君办理），后来不知何故，陈群也参加了汪记政府。周佛海与陈群本有仇恨的（其中原因，据佛海说，是借钱问题），竟然碰在一起。陈群毕竟是帮会的人，抗战胜利，他就服毒而死，丈夫死即死耳，何必“免冠徒跣，稽颡请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