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情报局的新闻发言人令很多同行望而兴叹，对一个秘密的情报机构来说，这是不可想像的。就像艾森豪威尔总统所说的，“基于根本的性质，在中央情报局……你们的成功不能够张扬，你们的失败不能够解释！在情报这一行里，英雄得不到表彰，得不到歌颂，经常甚至在他们自己的伙伴中间也是这样。”　　

　　也正因为这样的原因，虽然早在1951年，中央情报局就设立了对外发言人，不过他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无可奉告”。对所有的问题，哪怕是极其严重的怀疑和指控，他们也只能回答“无可奉告”。因为任何肯定或否定的回答都需要理由，而任何理由背后都会牵扯出很多机密，所以只好表示沉默。这种守口如瓶的做法使它难免遭到误解，而在历史上，中央情报局也习惯了当“替罪羊”。　　

　　最让中央情报局头疼的还是那帮“无冕之王”。发言人对新闻界说的东西总是很简单，严格局限在某个特定的范围内，而且是经过局长批准和指示的。记者们对此很不满意，他们打电话请中央情报局就某条消息发表评论，也遭遇沉默。不过厉害的记者绝不就此罢休，他们揪住一点线索就不放，深挖下去，往往能把中情局最不想透露的事情掏出来，公之于众。中情局一位官员曾经不讳言地说，记者们添了不少乱。不过新闻界是不能得罪的，有时候还得借助这些神通广大的记者们的宣传力量。麦科恩和赫尔姆斯就喜欢通过一些倾向于中情局的记者和专栏作家吹风，有时候中情局也借助新闻界获取和分析情报。总的来说，中央情报局在很长时间内把新闻界当做一个可利用的工具而并不信任它。　　

　　出于这种心态，中央情报局并不重视对新闻界的联系。有一位官员就曾经抱怨，他以前在总部负责联系新闻界，那是一个完全公开的职务，谁都知道他是中情局的人。没想到很快又把他派驻国外，从事秘密行动，而这个岗位又非常重要，绝对不能暴露中央情报局的身份。他无可奈何，在工作中不得不时时提防，时刻准备撒谎，并保持低调。　　

　　特纳上任以后，这种情况开始改变。他认为，与新闻媒介交换意见的做法对中情局是有益的，并且有利于纠正很多错误的或被夸张了的关于中情局的报道，因此，应该改善与新闻界的关系。1977年5月，他设立了第一个公众事务办公室，不定期地向新闻界做情况介绍。负责办公室事务的是一位很有经验的公共关系专家——赫布·赫特。赫特雄心勃勃又谨慎从事，他头一次把电视节目“60分钟”和“早上好！美国”带进总部，他广泛分发非机密的中央情报局研究成果，安排新闻记者参加中情局礼堂的例会，听取情况介绍和答复询问。赫特尤其强调，在回答新闻界和公众提问时，永远不能说“无可奉告”。　　

　　情况介绍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中央情报局和新闻界的关系。但是中情局别的部门对此很不理解，尤其是行动部的人。从事秘密行动的行动部特工认为公众事务办公室完全是中情局的另类，它所做的一切都背离了中情局的宗旨。他们抱怨说，有很多代理人就是因为知道中情局出了个公众事务办公室才不干的。因为他们觉得这会泄密，从而导致自己送命。　　

　　秉持类似观点的凯西一担任中央情报局局长，就要求公众事务办公室停止对记者做情况介绍，不过他的做法遭到了激烈的反对。于是他退而求其次，把情况介绍的内容范围大大压缩了。1981年，凯西将公众事务办公室改组，并入了别的办公室。不久，出现了“常春藤花冠”和“丹尼洛夫”事件，中情局与新闻界的关系大大恶化了。　　

　　“常春藤花冠”是国家安全局主持的一个项目，后被用作窃听苏联的海底电缆，但是被苏联人识破了，装置也被搬到莫斯科的一个军事博物馆里。本来这一事情只限于极少的知情人，但是后来成为指控克格勃“鼹鼠”佩尔顿的证据，媒体对此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凯西认为这种公开的追逐和评论会危害类似正在执行的项目，而且等于承认美国的非法行为。他考虑以危害国家安全的罪名控告详细报道“常春藤花冠”行动的几份报纸。媒体认为他只是要掩盖美国的情报丑闻，对他的威胁更为生气。双方互相指责和诟难，不可收拾。之后发生的“丹尼洛夫”事件，中央情报局利用《美国新闻和世界报导》驻莫斯科的记者尼古拉斯·丹尼洛夫传递情报，造成后者被捕。这是严重违反“中情局禁止利用记者进行间谍活动”的规定的。中情局和新闻界的关系一时降到最低点。以至于后来“伊朗门事件”发生后，媒体无不发难，对中央情报局落井下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