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1月末，12顶降落伞悄然落在缅甸北部的亚热带森林里。在接下来的三年时间里，这里一直活跃着一支百余人的小队伍。他们是由艾夫勒率领的战略情报局101分队。　　

　　101分队吸收了很多当地的卡钦人为骨干，他们以这个人迹罕至的像地狱一样的森林为据点，行踪不定，在整个缅甸搞游击、破坏和营救，神出鬼没，杀敌无数。中国—缅甸—印度战区的司令史迪威将军对此极为高兴，他的队伍之前曾被日本人赶跑，撤退的时候还遭到伏击，这回101分队可算帮他出了口恶气。不过将军对他们的杀敌数字有怀疑，有一天他问一个卡钦人，他们是怎样统计杀敌数字的。这位卡钦人低头揭开腰间的一个小盒子，倒出大堆干果一样的东西。　　

　　“这是什么？”将军非常不解。　　

　　“日本人的耳朵。”　　

　　像101小组这样的破坏行动是多诺万的最爱——“野蛮的比尔”一直渴望像巴顿将军那样驰骋战场，既然办不到，他就转而率领自己的一帮弟子，在世界各地大搞颠覆活动。他喜欢厮杀和破坏，觉得“搜集情报还勉强可以接受”，因为或多或少有点冒险性，在办公室里分析情报和撰写报告就“太无趣”了。在他的带动下，战略情报局的一般人员都瞧不起搞情报的活儿，宁愿去战场上冒险，或者在敌后搞颠覆。这样的工作特点也影响到了日后的中央情报局的走向。　　

　　1942年，丘吉尔首相发出“到欧洲放火”的号令，正中多诺万的下怀。他选派大批战略情报局的人去英国接受训练，回来后分成多个特别行动小组，去各地执行特种军事任务，其中多数是“烧、杀、砸、抢”等颠覆和破坏活动。除了太平洋地区海军和麦克阿瑟将军领导的部门不许他们插足外，多诺万麾下的特别小组几乎遍布世界各地。有时他自己还要求参与某些冒险活动，尽管以他的身份和级别，这是不被允许的。　　

　　盟军在欧洲发动攻势后，多诺万坚持要去诺曼底亲身体验一下。他找到一位关系不错的海军上将，但是后者一口拒绝了。多诺万的身份太特殊，了解太多机密，这样的重量级官员无论牺牲或被俘，都会带来非常重大的负面影响。多诺万争辩说，在诺曼底牺牲是一名军人最光荣的事，而且他是没有权力做俘虏的，如果陷入绝境，他会服毒，如果没有毒药，他就用枪对准自己的太阳穴。无论如何他一定要去。为了实现这一想法，多诺万威逼利诱，无所不用其极，死活赖着要去。最后他终于“靠关系”登上了诺曼底海滩，他像普通战士一样，全副武装，在敌人呼啸的子弹中沉着应对。登陆之后，多诺万心满意足，他的“关系人”却吓出了一身冷汗。　　

　　胆大的多诺万不仅爱搞些这样的“小冒险”，在执行任务的时候也很执拗，凡是他认为对美国有利的，就算上司不同意，他变着法儿也会干。1944年末，战略情报局搞到苏联4种军事和外交密码（苏联人当时还不知道这些密码被破获，仍然在使用）以及约1500份文件，多诺万欣喜若狂。可是罗斯福总统和国务卿爱德华·斯瑞纽斯却命令他在不透露来源、不留副本的前提下，将密码与文件交还苏联。多诺万执行了这一命令，但在送还之前，他偷偷地将密码复制了一套。这些副本后来在调查隐藏在美国的苏联间谍时发挥了重要作用。1945年初，多诺万还擅自下了一个口头命令，让手下的人收集分析能透露苏联人在巴尔干的意图的秘密资料。　　

　　在多诺万的带动下，战略情报局的风格极其自由，这里的人一个个都被训练得胆大包天。由于它的机构人员很多是临时雇佣的，没有一个正式的等级制度，就显得更加混乱了。　　

　　二战快结束时，战略情报局进行了一项代号为“纸夹”的行动计划，专门搜寻德国科学家，把他们带回美国，防止落到苏联人手上。一个名叫罗兹的中尉在执行任务时遇到了一个不肯合作的美国上校，上校指责他的做法，并且拒绝交出这些科学家。罗兹竟然掏出手枪对准他，并指挥他的小分队包围了这些科学家。后来他因为这一鲁莽的行为受到军事法庭的审判，多诺万却很欣赏这样有胆色的举动并为他提供证词和辩护。他表示，罗兹无视军纪的做法令他很恼火，但是他“宁可看到一个有胆量不服从命令、坚决完成任务的中尉，而不是一个循规蹈矩、只顾自己往上爬的下属。”　　

　　多诺万不拘一格的用人标准和长期的实战经验使战略情报局里走出了不少优秀的特工人才，其中很多人后来直接成为中央情报局的高级官员，有4个人还先后当上了中央情报局的局长——杜勒斯，在瑞士指挥对德间谍网；赫尔姆斯，当过记者，参与过反纳粹的秘密活动；科尔比，作为杰德堡突击队队员空降到挪威和法国执行破坏任务；凯西，领导德国谍报小组。其中，尤以杜勒斯的表现最为出色。　　

　　日出行动　　

　　1943年8月，“驻瑞士大使特别助理”杜勒斯在使馆接待了一位神秘的德国客人，他请来客入座后，便开门见山地问 ：“我们怎么相信你？怎么知道你不是德国情报机构派来的奸细？”　　

　　“很简单。如果我是奸细，我为什么带上这186份文件，而不是两三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