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些曾在党内等级制度中居于毛泽东之上的人当中，只有周恩来一个人能留在毛泽东的班子里继续任职。如果我们说毛泽东信任周恩来，那未免有点言过其实。但在经过多年的风雨之后，这两个人倒是变得越来越离不开对方。周恩来接受了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中国共产主义的活力将不得不由一个农民领袖夹提供。这个人知道农民是如何生活的，并清楚他们在想些什么。而另一方面，毛泽东则需要一个能在世界上代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外交家。周恩来并不奉承毛泽东，但他熟悉毛泽东的个性。毛泽东一方面不信任溜须拍马之辈，另一方面又对潜在的背叛十分敏感。周恩来能够熟练地平息这些不安全因素，而毛泽东为周恩来提供了一个坚如磐石般的长者形象，周恩来童年的经历或许已使他对这样一个形象十分向往。　　

　　他们之间的关系最后甚至在文革的重压下也没有破裂。为了整个运动的利益，而不是为了个人或某个圈子的利益，周恩来在中国政治斗争中的做法是那么的坦荡，行事是那么的开诚布公。因此，他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人们的批评，使得他能够在这场浩劫中生存下来。陈伯达说过：“没有人会相信任何反对周恩来的材料。”他还应当知道，“甚至老头子也不相信”。　　

　　因此，周恩来与毛泽东之间可以做到不拘礼节。一个法国人在回忆他与毛泽东的一次会面时说：周恩来坐在毛泽东身旁的一张椅子上，懒懒地翻着一份报纸，他显然对谈话不感兴趣。这个法国人评论说：“想一想什么人敢坐在戴高乐身边读报纸。”　　

　　然而，在毛泽东对周恩来的高度评价后面，可能还深深地隐藏着他对周恩来过人的技巧、风度和智慧的妒忌——这可能就是他拒绝参加周恩来葬礼的原因。毛泽东需要周恩来，他利用他并赏识他，甚至逐渐地不再把周恩来看作一个威胁，但他大概从未喜欢过他。在自己也行将就木之际，毛泽东可能觉得自己不再有必要做那些他并不真心喜欢做的事情，或是做那些不再对他未了的心愿有所帮助的事情。但这只能是个猜测，因为他的妻子完全有可能简简单单地阻止他参加周的葬礼，而她有许多理由这么做。　　

　　只要承认“错误”，就能使自己呆在原来的位置上，周恩来就决不去错误地把政策上升为原则，或是宣布自己站在反对派的一边，或是做出诸如此类难堪的事情。他可能承受着某种自责的折磨，这个因素使得他献身于改善别人生活的事业中，信奉一种自己不是完人的哲学，并逐步掌握了一种组织、调动别人为自己的理想服务的技巧。正如詹姆斯·麦克唐纳所注意到的：周恩来扮演着两个角色，在政策决定之前他是顾问，在政策制定之后他又是政策执行人，这两个角色都起着“公仆的作用”。这反过来又可以联系到周恩来身上那部分助人为乐的品质，以及他那偶尔对当时一些中国男人所不关心的妇女工作也给予的关注。　　

　　婴儿时的周恩来被父母送人这件事可能也是他产生同情并与社会上的少数派打成一片的能力的源泉之一。令人吃惊的是他经常与少数派的人交朋友，其中有穆斯林马骏、基督徒张伯苓博士。这两人都是南开中学的。还有武汉的传教士洛根·鲁兹主教。周恩来结识来自别的国家和别的文化的人的能力是杰出的，在中国没有哪个共产党领导人像他那样有那么多欧美朋友。　　

　　但是，这一切并不意味着他在共产党内解决社会问题时会抛弃共产主义的信仰，并变得心慈手软起来。周恩来早在１９３１年就曾在上海这个黑社会因谋财害命而闻名的城市以实际行动表明，他能够为了严明党的纪律而冷酷地执行必要的处决。达赖喇嘛后来也发现周恩来比起毛泽东来，是个更难对付的谈判对手。周恩来在执行党的政策时总是与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保持一致，从不打折扣——除非是政治局同意他这么做，比如在几次统一战线时期就是如此。　　

　　周恩来有时候倒是在社会经济改革的时间和优先权问题上与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有过不同意见，或者周恩来希望改革得快一些，而毛泽东则希望慢一些，或者是正好相反。但这些不同意见只涉及如何实现社会主义这一大家都同意的目标的手段和速度问题，而不涉及共产主义本身这个心愿。关于这一点，他们两个人心里都同样清楚。如果说毛泽东是个出色的但又有点反复无常的船长，那么周恩来就是个有耐心的大副，由他来保证发动机的正常运转及船员们的辛勤工作并负责补充给养。　　

　　关于周恩来不是西方政治术语中的“温和派”的证明，我们可以在文化大革命中找到。他在１９６４年１１月的讲话中引用毛的名言“不破不立”，这可能预示着混乱局面的到来。当他在１９６５年４月号召在中国“清除资产阶级思想”时，他对文革问题是谨慎而又严肃认真的，甚至连毛泽东也并不总能做到这一点。他比毛泽东更卖力地使红卫兵不越轨，不偏离目标，希望能保持整个运动的纯洁性。　　

　　当周恩来反对毛泽东的时候，例如在１９５８年的大跃进期间，他的反对不是出于不喜欢这个运动去提高生产力及诸如此类的东西，而是出于这样一个信念，即他相信这场运动是拿政治资本当赌注，押在一个没经过充分准备的不可能实现的目标上。这样的话，这场运动的整个计划就注定不能实现。周恩来头脑里的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交织在一起并不断发生变化，但它们都被保持在一个适当的范围内。　　

　　理想主义意味着乐观主义。周恩来也是人，他也会由于过分自信而犯错误，情况危急时更是如此。在黄埔军校时，他就对蒋介石将来对共产党的打算作了过分乐观的估计。他在１９２７年的上海起义中的失误大概也应归根于这同一个缺点，尽管目前我们还没有足够的材料来证明这一判断。但在后来，又有很多例子说明他在政治舞台上的判断失误，比如说他在１９３７年的西安事变中再次对蒋介石表现了同样的判断失误。　　

　　周恩来在１９４６年失去了去美国拜访罗斯福的时机。５０年代，他在中印边界问题上低估了尼赫鲁。１９５７年，又是过分的乐观主义导致他对百花齐放运动表示支持。他没有认识到党的领导人决不会容忍党外人士对党组织的攻击。在对外事务上，他过分乐观地相信安东尼·艾登能够在金门危机和东南亚条约组织问题上对杜勒斯施加影响。然后，他同时又误认为美国可能会入侵中国。　　

　　因此，周恩来一生的事业可以用消极的色彩来描绘。他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而它能否实现还是个问题；他后来发现，甚至在经济发展这类问题上，其精选出来的信条加上他自己那第一流的实干技巧也不能带来所希望的结果。他自己也在４０年代就认识到除非千百万人民被成功地教育过来，把他们的思想改造得具有合作与集体主义精神，否则的话，共产主义在中国就不会起什么作用。但是，一旦他成为了这个巨大国家的政府领导人，他就被驱使着为立即实现共产主义的所有目标而全速前进。　　

　　然而，我们还应该看到，周恩来结果没能实现他的诺言，终其一生也没能把中国决定性地带入一个明显有着更高生活水平的更先进的工业和技术发展的现代社会。严格地说，这不是他的错，而更多的应归因于客观条件的无情。任何想在这样一个落后的大国迅速取得巨大进步的人都难免会遭到巨大挫折。然而，周恩来没有在这不可避免的挫折面前撒手不管或是作出过激的反应。他只是不动声色地坚守他的阵地，为使共产党中国的改革能继续下去提供惟一的一股主要动力。他这么做的时候，不像其他领导人那样以一种执拗的、决不通融的方式进行，而是以一种永远使人感到振奋的、非常民主的风格来进行，这就使得别人不断地集合在他的周围并帮助他奋力去实现目标。　　

　　当他的接班人邓小平完成其使命而去，而邓小平的接班人也经过几代变换之后，周恩来的工作和人格会比毛泽东的或其他任何人更令人怀念。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既然毛泽东集权于一身的中国的列宁和中国的斯大林的角色现在应当加以怀疑，可能会有人采取行动把无可指摘的“列宁的角色”追封到周恩来的头上——尽管他对党的建设作出的贡献是完全不同的。在周恩来去世的几年之后，人们可以看到，在中国人的衣服上佩戴的周恩来像章比毛泽东或任何人的像章都要多。周恩来的中国是一个非常通人性而耐心思考的靠自己站起来的中国。毛泽东主张大步前进，这经常使得中国人退回到比他们原来开始时更落后的地方去。一连几周通宵达旦地大炼无用的劣质钢铁，或是鼓励青少年闯进市政府办公室去欺侮、羞辱、折磨那些地方官员，这大概很激动人心。但当人们看到这些行动实际上并不带来任何具体的进步，更不用说带来太平盛世时，周恩来的不那么激动人心、但更为明智的渐进主义就占了上风。　　

　　不是周恩来低估了共产主义，而是毛泽东等走得太快，因为他们在目标与手段之间失去了平衡，他们贪心地以违背自然规律的速度去追求效果，准备把人性中最坏的部分引导出来，还着魔似的相信这可以达到好的目的。这不是共产主义，这只是一个壮观的带有孩子气的梦幻。只有周恩来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别的人只不过是在玩弄空头政治，而这是他所不擅长的。他有着经过改头换面的拿破仑式的博学，还带有梅特涅式的政治上的坚韧。　　

　　周恩来对他的信仰是真诚的，正如他对中国的感情和他那持久的人性也是发自内心的一样。这使得他在本世纪的所有中国领导人中显得十分突出。不可否认，他没能理解尼赫鲁，正如他没能理解赫鲁晓夫或柯西金一样。但西方也有人犯过同样的错误，人们对此不应苛求。在周恩来与外国人打交道时，人们偶尔看到他那深埋在心里的沙文主义与他那些中国同僚比起来可以说是微不足道的，而他对外部世界的了解程度与那些人比起来更是不可同日而语。我们西方人可能会把他看作是我们最热切希望的未来的合作者，尽管他来自一个仍带有民族主义、文化优越感的国家。只要与周恩来会过面，人们会对在一个单一的世界秩序之下与中国进行合作的潜力感到充满信心。从某种意义上讲，他留下了与他具有同样想法的人来实现他的两个理想——使中国现代化和让中国在世界事务中扮演一个负责的角色。对他选择的生活道路，我们从内心感到欣慰；对他身后的中国，我们充满了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