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周恩来与毛泽东的关系上，这是一个最奇怪的时期。看起来很像是毛泽东一方面支持周恩来的务实政策，另一方面又不愿给他过分的信任。主席的头脑似乎异常，其中一半带有激进思想，而他对这种思想的实施者——他的妻子江青的感情似乎也令人难以捉摸。　　

　　１９７３年秋天的某个时候，毛泽东得知江青与罗克珊·威特克的谈话一事，这似乎是她突出自己政治形象的一种露骨手法，就像毛自己在３０年代通过埃德加·斯诺那支热情的笔所做的那样。毛泽东显然决定要与江青离婚，但周恩来认识到这样做将引发中国激进派的全面骚乱而难以收拾。因此，他强烈反对这种公开展示党内分裂并可能刺激江青走极端的做法。几周之后，毛泽东写了一封尖刻的绝交信给他的妻子，据说其中有这么一句伤心话：“我倒是很羡慕周恩来的婚姻。”　　

　　周恩来不但婚姻美满，他在阻止他的亲戚做任何有可能被解释为利用了他的特权的事时所采取的方式也是不同寻常的。在经过了５年的农村下放生活之后，他的侄子写信给他，希望能像文革前那样回到城里生活。周恩来因为不愿意被人看到他对自己的亲戚有特殊照顾，于是就拒绝了侄子的要求。①　　

　　１９７４年初，江青手下的左派分子加速了他们倒周的步伐。对他们来说，周恩来只不过是一个呆在总理办公室代表着过去的老人。在清除儒家思想影响的幌子掩护下，“四人帮”越来越放肆地影射攻击周恩来，并在一旁幸灾乐祸地欣赏他生病又工作繁忙的痛苦。　　

　　有一次，周恩来正在与一个外国客人谈话，江青在一旁挑衅说：“我从未读过《四书》《五经》（在周恩来所受的教育中，自然包括这两部经典），可能总理是我们当中惟一读过这两部书的人。”　　

　　周恩来避开这个圈套，转而问“四人帮”中最有学问的张春桥是否读过这两部经典，张春桥撒谎说：“没有，我没读过，但现在我必须研究它们，以便摧毁它们。”　　

　　但“这个否定文革的最大的儒家”（这个称呼是指周恩来）略施小计，终于扭转了“四人帮”造成的不利局面。他接手这场反对身为儒家的他的运动，并把这场运动定义为反对林彪思想的运动。周恩来在这么做时是如此的积极，以至于毛主义者的航行方向也被他所掌握。这样，他就在每个人的头脑里留下了一个疑问：究竟他是不是这场声讨运动的真正目标？　　

　　但是，这场运动仍不可避免地造成了某些损失。周恩来所鼓励的与西方国家进行的一些文化接触遭到破坏。在周恩来支持下被邀请来中国拍片的意大利电影工作者米开朗基罗·安东尼奥尼和其他几个艺术家都倒了霉，而贝多芬与舒伯特也都成为这次攻击的受害者。甚至周恩来进口成套设备来发展新兴工业的政策也被低毁为“崇洋媚外”和“洋奴哲学”的典型。　　

　　“四人帮“还给周恩来制造种种困难，不让他那么容易地与毛泽东进行日常谈话，而这种谈话在政治上对周恩来来说又极其必要。这样，他们就成功地剥夺了周恩来的一部分胜利果实。然而，尽管如此，“四人帮”也不得不承认，周恩来的地位是难以动摇的。１９７４年春，周恩来的健康状况急剧恶化，不得不住院治疗。６月和７月，他的癌症加剧，但他仍在病床上坚持工作，并继续会见外国显要，尽管他这时已不再能像过去喜欢的那样一谈就是三、五个小时。　　

　　７月底，他还以他特有的作风，顽强地在建军节招待会上露面。在招待会上，他步履艰难、劳累过度，会后他仍旧回到病床上去。几天以后，他在医院对美国参议员麦克·曼斯菲尔德说：“我们两国之间的大门永远也不应再关上了。”他心中最大的遗憾就是，某些事本可以完成却没有完成。　　

　　４天以后，尼日利亚的戈翁将军被告知，周恩来进行了一次手术，现在正在恢复之中。外国新闻界声称周恩来患了胃癌，但中国外交部否认了这种说法。伦敦的《泰晤士报》报道说，周恩来正在接受钴辐射治疗。　　

　　当布托总统和其他外国领导人在毛泽东的书房拜访毛泽东时，邓小平极力试图去填补周恩来留下的空白。周恩来的敌人也满怀希望地集结起来。“四人帮”授意他们的追随者写文章反对“当代大儒”。有一份省报也不失时机地斥责“一个地主分子，他经常装出十分老实和诚恳的样子，……但却在暗中用他的假仁假义来蛊惑年轻人。”据说有一部电影，描写一个轻信的农民老党员（代表毛泽东）被一个狡猾的叛徒引入歧途，而这个叛徒又是从国外回来的（这暗示周恩来在法国的留学生涯）。　　

　　“四人帮”中最年轻的王洪文则赶往毛泽东在长沙附近的隐居地去报告一个新的“阴谋”。他说：“周总理虽然有重病，但他仍然‘忙’着找人谈话。常去总理家的有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同志。”这些都是有丰富经验的专家治国论者，他们在文革中都受到了冲击，现在都由周恩来重新安排了工作。但是，毛泽东对这次告状没有做出使王满意的反应。　　

　　邓小平在１２月份告诉一个来访的日本人说，周恩来已经住院６个月了，现在只通知他一些非常重要的事情。然而，周恩来决定按自己特有的方式再作最后一次拼搏。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定于１９７５年１月中旬开幕，这是周恩来为排除“四人帮”急不可待而又带有破坏性的干扰，进一步把中国引向下一发展阶段的新的政府机器的最后一次机会。为了做到这一点，周恩来不得不挣扎着进行他最后一次飞行，前往长沙去争取毛泽东的支持。一个机组人员回忆说：“总理显得十分消瘦，头发已经花白，步履也变得艰难，双手微微发颤，在登机时他得要人扶着。”当有人问到他的病情时，他回答说：“疾病嘛，就要和它作斗争。……一年没有坐飞机了，长期躺在医院里，现在好些了。”他的手颤抖得非常厉害，使他几乎不能剥开女服务员递给他的糖。但到了１２月２６日，他终于使得毛泽东明确表示同意他的宪法草案及一些新的人事安排。毛泽东同时也为自己保留了发布理论方面的“重要指示”的渠道，以保证激进思想不受国家事务的干扰而生存下去。　　

　　１９７５年１月１３日，周恩来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可以说是他的政治遗嘱。他把文革称为一场反资运动，他没有把经济提到政治之上，因为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仍是必不可少的。“只有抓好革命，才能搞好生产。”他接着提出了一个激动人心的计划，“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这就是以后中国一直牵肠挂肚的所谓“四个现代化”。新的宪法则保证农村生活的基本单位——公社将可以对更小的次级单位（生产队）实行最大限度的物质刺激，并保证自留地和副业生产的安全。这就保证了在中国的发展中采取一种混合经济的形式。　　

　　这是１０年以来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周恩来引用毛泽东在６０年代初的讲话来证明７０年代的新政策的合理性。这样，他使人们注意到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了。实际上，周恩来的胜利意味着大部分军队指挥员已经集合在他的政府机构的后面，来支持一个关于中国未来的、要求达到稳定和明显进步的蓝图，而不愿光看到意识形态方面热烈的景象。邓小平被提名为第一副总理，成为周恩来有力的副手，同时他还被任命为总参谋长。毛泽东仍呆在远离北京的地方，也许他不愿意出席这次大会来使这些事情合法化，尽管他在大会进行期间身体很好，并接见了西德的一位政治领袖。　　

　　这可能是周恩来最大的遗憾，因为这就存在这样一种可能性，即“四人帮”仍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利用毛泽东的权威来破坏这些新计划。大多数人这时仍设想周恩来会比毛泽东活得长一些。毛泽东比周恩来大５岁，而且总的来讲，他的身体不如周恩来健康。然而，这时医生肯定已经告诉周恩来他的最后日子还有多长。他一定考虑过如果他先于毛泽东而离开人世会发生什么事情。在毛泽东不喜欢的邓小平的管理下，这座精心建设的大厦能否经得住衰老的毛泽东的妻子及“四人帮”的攻击。　　

　　周恩来这时在接受中国专家治疗的同时，也接受外国专家的治疗。１９７５年２月，他又动了一次手术。他后来对医生说，他们应该去中国南方的云南省对锡矿工人中的矽肺病发生率作更多的调查，尽管他已经病入膏肓。有报道说，是一个后来叛逃到美国的年轻医生发明的一个治疗尿毒症的中草药药方又延长了他几个月的生命。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他不让他的理发师来为他理发刮脸，因为这会使他们彼此心里都不好受。　　

　　外国来访者仍不断来看他。病危的周恩来向泰国总理克立传达了一个激动人心的信息。他说：“你回国后告诉所有的人，特别是要告诉你的儿子和孙子，中国永远不去进攻泰国。”　　

　　克立很机智，他要求周恩来把这个承诺写下来给他。周恩来悲哀地承认，“我的手打颤，我病得太厉害，不能动笔。”然而，他还是在一份关于与泰国的外交关系的协定上用颤抖的手写下了他最后一次官方签名。这件事发生在７月。　　

　　几周以后，周被告知，一个反对古典浪漫小说《水浒传》的新的政治运动已经在中国展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消息是一个专程从国外赶来为他治病的外国癌症专家告诉他的。毛泽东以前很欣赏《水浒传》这部书，但现在他把这部书看作“对投降主义的宣传”。实际上，周恩来虽然住在医院里，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等经常去看望他，告诉他各种情况。他找来了《水浒传》的各种版本，在病床上翻阅。　　

　　他感叹道：“恐怕我的病已经治不好了。”　　

　　但是，他又必须忍受另一种“商量”，尽管它令人讨厌。党中央设立了一个由“四人帮”中的王洪文为头头的监督委员会来负责周恩来的治疗工作。一个医生后来回忆说：“周总理是被逼死的。……他们不让他休息。……甚至在我们给周总理输血时，江青也会挂电话来命令在她与总理说话时停止输血，而她尽扯些无聊的事，她却把这称为‘国家大事’。”传说有个医生还声称，中国最优秀的癌症专家提出的治疗方案没被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