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连吴的妻子也插话提醒周说：“恩来，你必须关心自己的身体，不要喝得太多。在你来这里之前，吴十分担心你一人孤独地呆在东京。他说，甚至在南开时你就爱喝酒。”　　

　　据吴说，周当时的反应只是静静地转过身去找来一把扫帚，把乱东西清理了一下。第二天，他给他的主人们带回一束鲜花，尽管他当时实际上已是身无分文。“你怎么能真的和一个像我这样的人生气呢？”吴后来说道。还有一次，当吴从喝醉了的周手里把酒瓶夺走时，周冲回自己的卧室并把自己闩在屋里面。吴发现周为自己没有其他朋友而感到痛苦。他的日语还不是太好，影响了他大量外出，而使他的活动显得单调孤独。　　

　　１９１９年春天，周已做好回国的准备，希望加入自己的祖国已经开始的国内斗争。在樱花第一次盛开的节日般的季节开始的时候，周前往京都两个著名的公园，写下了４首充满感情的非凡诗篇。这些诗是用自由体写成的，而不是周早年写诗曾用过的古诗体。他从来没有如此开怀地表露过自己的感情，以后也从来再没有写过如此外向的诗篇。诗的主题是马克思主义的出现，给世界革命带来了光芒，抒发了自己发现马克思主义后的喜悦心情。这就是第一首诗中所写到的“一线阳光”穿云出。　　

　　雨中岚山——日本京都　　

　　雨中二次游岚山，　　

　　两岸苍松，夹着几株樱。　　

　　到尽处突见一山高，　　

　　流出泉水绿如许，绕石照人。　　

　　潇潇雨，雾蒙浓；　　

　　一线阳光穿云出，愈见姣妍。　　

　　人间的万象真理，愈求愈模糊；　　

　　——模糊中偶然见到一点光明，真愈觉姣妍。　　

　　雨后岚山　　

　　山中雨过云愈暗，　　

　　渐近黄昏。　　

　　万绿中拥出一丛樱，　　

　　淡红娇嫩，惹得人心醉。　　

　　自然美，不假人工，不受人拘束。　　

　　想起那宗教、礼法、旧文艺……粉饰的东西，　　

　　还在那讲什么信仰、情感、美观……的制人学说。　　

　　登高远望，　　

　　青山渺渺，　　

　　被遮掩的白云如带，　　

　　十数电光，射出那渺茫黑暗的城市。　　

　　此刻岛民心理，仿佛从情景中呼出；　　

　　元老，军阀，党阀，资本家，……　　

　　从此后“将何所恃？”　　

　　游日本京都圆山公园　　

　　满园樱花灿烂，　　

　　灯光四照，　　

　　人声嘈杂。　　

　　小池边杨柳依依，　　

　　孤单单站着一个女子。　　

　　樱花杨柳，哪个可爱？　　

　　冷清清不言不语，　　

　　可没有人来问他。　　

　　周当时愿意谈及这个神秘的女士吗？如果愿意的话，又是什么阻止了他呢？在他的所有诗当中，《圆山公园》一诗表现了一种纯浪漫主义的风格。以上３首诗均写于４月５日。第四首诗写于４天以后：　　

　　四次游圆山公园　　

　　四次来游，　　

　　满山满谷的“落英缤纷”；　　

　　树上只剩得青松与绿叶，　　

　　更何处寻那“淡红娇嫩”的“樱”！　　

　　灯火熄，游人渐渐稀，　　

　　我九天西京炎凉饱看；　　

　　想人世成败繁枯，都是客观的现象，　　

　　何曾开芳草春花，自然的美，无碍着的心。　　

　　　　令人注目的是，在这期间，周承认他被马克思主义所吸引也具有某种偶然性，即“模糊中偶然见到了一点光明。”但是，这些诗的实质是写日本政治的反动，写大自然的纯净与肮脏的人类制度之间的对比。“繁枯”是大自然的规律，而在周的诗中，它指的是马克思主义正在繁荣发展，封建主义正在走向枯败。　　

　　　　导致周恩来回国的直接原因是１９１９年签订的《凡尔赛条约》所引起的一系列抗议活动。当时，北京爆发了示威游行，东京的中国学生也反对该条约对中国的虐待。这就是著名的“五四”运动，它体现了中国人民反对老式强国外交的爱国热情。①比周晚毕业两年的南开中学的另一个好朋友马骏给自己在日本的朋友写信说：“如果当我们的国家就要走向灭亡时，学习还有什么用处？”　　

　　　　这一问题在吴的家中引起了一场激烈的争论。吴自己决定留下来，但也打算加速完成学业。周什么也听不进去，只想立即回国。“五四”运动召唤着他，使周不顾吴和他妻子为自己留在日本完成学业而做的一切努力。吴太太不得不到市中心把自己的珍贵戒指卖掉，用来作为周的盘缠。当天下午，她把急于回国的周恩来送上驶往东京的火车，然后周再从那里回中国。　　

　　　　周旅居在亚洲当时惟一的认真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国家里，然而令人惊奇的却是他什么都没有学到。１９７１年，他对日本参观者说：“尽管我有机会到过日本，我根本什么东西都没学。日本语言给我造成了很多麻烦。我通过阅读报纸和对中国文字的理解来自学日语，但最后我却没能掌握它。我的阅读能力还可以，但我的口语却非常差，甚至现在我仍不懂日语。”１９５５年，当周会见一位日本政治家时，他惟一能说的日本话是Ｋｏｎｎｉｃｈｉｗａ即“午安”。　　

　　　　还有一次，他对一个日本代表团说，虽然他在日本呆了差不多两年的时间，但“我对日本的记忆甚少……我真正记得的事情是，日本的豆腐比中国的更有味”。吴自己回忆道，他完全“敬畏”日本，包括它的现代性、它的成熟性，它那合乎职业道德的工作及它的爱国主义。对此，在他家住的人也有同样的反应。但是，没有什么东西能够表明周曾把日本奉为一个使古老的社会实现现代化的模型或榜样。因此，在日本旅居了１８个月之后，周于１９１９年５月离开了日本。②在那里他没有经过正规的大学教育，所以也没有什么值得表现的东西。他不得不把书卖掉，积蓄了３０美元钱作为回国的路费。他能带走的东西是他对所读过的书的记忆和在河上肇博士创办的杂志中所了解到的对他有决定性意义的社会主义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