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意拿定了之后，朱元璋带着李善长、常遇春等人走进了黄将军的住处。黄将军一看这阵势，就立即明白了一切。朱元璋把一柄短剑交到黄将军的手里，双眼含泪言道：“兄弟，你不要怪我心太狠手太辣……如果有令不行，军队就会成为一盘散沙。兄弟是带兵的将军，你知道一盘散沙的军队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结果。”黄将军点了点头：“朱大人，我不怪你，是我的错，”　　

　　朱元璋继续含泪言道：“兄弟，你的家人我会妥善照料，你的职位由你弟弟担任……你就放心地去吧。”　　

　　黄将军放心了，两眼也充满了热泪：“朱大人，兄弟我走了，如果有来生，兄弟一定还会追随在朱大人的身边。”　　

　　黄将军用朱元璋亲手递过来的那把短剑自刎而死。朱元璋也说话算话，马上就把黄将军的弟弟擢升为将军。朱元璋这一杀一擢之举，勾引得许许多多的人都欷嘘不已。　　

　　不管朱元璋在黄将军面前所含着的那眼泪究竟有多少热度，但有一点却可以肯定，朱元璋在执行纪律的时候，是绝不会手软的。正因为如此，红巾军在占领婺州城后没多久，城内城外的秩序就都按照朱元璋的意图运转起来了。在这种情况下，朱元璋就着手做了他的第三件大事。　　

　　接着朱元璋在婺州城内设置了“江南等处行中书省分省”，或者叫做“浙东行省”。再通俗地讲，“浙东行省”就是应天城在浙江的一个派出机构。也就是说，朱元璋在名义上已经把浙东地盘正式划为他的势力范围了。但分明可以看出，朱元璋为贯彻朱升提出的“缓称王”策略，依然打出的是“大宋”旗号，而且，为强调这一点，朱元璋还叫李善长在“浙东行省”衙门前竖起两面黄色的大旗，旗上分别写着“山河奄有中华地”、“日月重开大宋天”，大旗两边又各立一块木牌，木牌上分别写着“九天日月开黄道”、“宋国江山复宝图”。　　

　　旗上有“大宋”，牌上有“宋国”，朱元璋好像是刘福通“宋”政权下面的一名忠实的臣仆，而实际上，朱元璋只是在借“宋”这一块招牌，来争取汉族地主人士的支持罢了。　　

　　婺州是儒学的中心，号称“小邹鲁”，城内城外的封建文化人士，随便用手一抓，就能抓出一大把来。所以朱元璋在设立了“浙东行省”之后所做的第四件事情，便是广揽封建有识之人为我所用，以扩大自己在地主阶级中的影响力和号召力。朱元璋“广揽”的方法大致有这么几种：不太有名的有识之人让他们在婺州城内办学校——当时社会动荡不安，很少再能看到正正规规的学校，所以朱元璋此举是很得“民心”的——稍有名气的文化人士让他们在“浙东行省”衙门里担当相应的职务，对那些很有名气的知识分子，朱元璋则把他们送往应天，或让他们担任要职，或让他们给自己读史讲经。比如当时大名鼎鼎的两个文人，王冕和宋濂，朱元璋就委以重用，任王冕为咨议、参军，任宋濂为五经师。可惜王冕英年早逝，而宋濂则一直在朱元璋的身边为朱元璋讲经读史。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朱元璋认认真真地与儒学打得红火了。一时间，满嘴粗话的朱元璋，有意识地“之乎者也”起来。　　

　　几个月之后，朱元璋觉得以婺州为中心的一大块根据地已经比较稳固，便决定返回应天城。恰在这时——龙凤五年五月，也就是公元１３５９年及元至正十九年的五月——小明王得到朱元璋的战报，升朱元璋为“仪同三司江南等处行中书省左丞相”。朱元璋愉快地接受了这一任命。从此，他便是“宋”政权属下赫赫有名的丞相大人了。　　

　　陪同朱元璋一起回应天的，有李善长、李文忠、王冕、宋濂及那个石抹氏。朱元璋已经决定让石抹氏做自己的又一个小老婆。朱元璋对暂时留守婺州的常遇春道：“我回应天后，马上就叫二弟前来助你，等二弟来了之后，你们再合力去攻打处州、衢州。”这一年的七月，徐达、常遇春领兵八万围攻衢州。衢州城内元军有三四万人，守将除了宋伯颜不花之外，还有一个叫张斌的将领。宋伯颜不花负责防守东门和北门，张斌负责防守南门和西门。这两个元将，领着近４万手下，硬是把徐达、常遇春的红巾军堵在城外整整两个多月。　　

　　徐达对常遇春言道：“看来这宋伯颜不花打起仗来确实不赖。如果他有足够的援兵，我们还很难攻进城里去呢。”最后是徐达想出的一个点子才攻破衢州城的。徐达见衢州城防很牢固，不易攻打，就命令手下挖地道，一直挖到衢州城里，然后用火药炸开几个通道，开辟了从地下进攻的路线。这样，红巾军从地上地下同时发动进攻，元军就难以招架了。毕竟，红巾军的人数要占绝对的优势。　　

　　因为比较起来，宋伯颜不花比张斌要强悍得多，所以徐达的地道就是在张斌负责防守的南门和西门城下挖掘的。张斌见防得了地上就防不了地下、防得了地下又防不了地上，便丧失了继续守城的信心。为自己的后路打算，张斌就主动地打开城门投降。城门一打开，红巾军如潮水一般地涌进衢州城。宋伯颜不花即使再有能耐也顶不住了，只得带着一队人马冲出城外准备逃命。谁知，宋伯颜不花刚刚冲出城外，那常遇春就带人将他团团地包围了起来。常遇春哈哈大笑道：“狗日的元兵，常某在这里等你多时了，快束手就擒吧。”　　

　　宋伯颜不花在汤溪小镇曾与常遇春几度交手，要不是石抹宜孙早早地被朱元璋打败，他那回就肯定把常遇春赶出了汤溪小镇。所谓仇人相见、分外眼红，又加上逃跑无望，所以宋伯颜不花就纵马扬刀直向常遇春扑去。待战马冲到常遇春的近前后，宋伯颜不花手中的大刀兜头就朝着常遇春砍了下去。　　

　　使大刀的人都是有几分力气的。只可惜，宋伯颜不花偏偏遇上了常遇春。四周都是红巾军，常遇春也不怕宋伯颜不花会逃跑，只将两把大板斧舞将起来，一把架住砍来的大刀，另一把朝着宋伯颜不花的人和马一起剁了下去。先听到“当”的一声脆响，那是宋伯颜不花的大刀被板斧震飞，又听到“扑”地一声闷响，那是宋伯颜不花的坐骑被板斧生生地剁折了脊背。只差那么一点点，宋伯颜不花的坐骑就被板斧一分为二了。　　

　　宋伯颜不花到哪里去了？原来，他的大刀刚一接触到常遇春的板爷就觉得情况不妙，在大刀脱手的同时，他双脚一用力，硬是从马背上窜了下来。如果他窜得稍稍慢一拍，他的身体就要被板斧一劈两半了。　　

　　旁边的红巾军官兵见了，一起涌过去，七手八脚地将宋伯颜不花五花大绑了起来。　　

　　常遇春押着宋伯颜不花走进了衢州城。城内已经是红巾军的天下了。常遇春把宋伯颜不花推到徐达的面前请徐达发落。徐达笑道：“五弟，这狗日的元人你还留他干嘛？”　　

　　常遇春也笑道：“是啊二哥，我怎么发起善心来了呢？”　　

　　说完，常遇春就命令手下把宋伯颜不花推到城外斩首。徐达忽然道：“五弟等等，用不着你去杀这个元人。”　　

　　常遇春一时很有点纳闷。经徐达一解释，常遇春才恍然大悟过来。原来，衢州守将张斌投降了之后，表示愿意归附红巾军，徐达的意思是叫那张斌去亲手杀死宋伯颜不花。常遇春很是佩服地对徐达道：“二哥，你的点子就是多，张斌杀了这元人之后，以后就不大可能再叛到元人那边去了。”　　

　　徐达点头道：“我这种做法，就是大哥经常挂在嘴边的那句话，叫做防人之心不可无。”　　

　　过了一个多月，徐达认为衢州的一切基本上都上了红巾军的轨道，于是就与常遇春一道，在这一年的十一月，领兵六万，攻下了石抹宜孙的处州城。　　

　　红巾军攻下处州之后，浙江中部和西部就都成了朱元璋的天下了。这样，朱元璋的地盘便大为扩展，在当时的中国大地上占有了很重要的一席之地。什么事情都有利有弊，朱元璋的地盘扩大了，而敌人也随之多了起来。他的领土，东面北面邻张士诚，西面邻陈友谅，东面邻方国珍，南面邻陈有定。四周的邻居，没有一个不是朱元璋潜在的敌人，而且还都十分强大。　　

　　朱元璋得知衢州、处州相继被攻下，心里异常高兴，急忙派人通知徐达、常遇春马上着手做好两件事情，一件事情是，着人南下去笼络方国珍，不要让方国珍与红巾军闹摩擦——这个时候，那陈有定在浙江的势力还相当地弱，对红巾军基本不构成威胁——另一件事情是，朱元璋叫徐达、常遇春筹集十万精兵，先北上攻取张士诚的地盘绍兴，然后马不停蹄地朝北打，一直打到江苏境内，最后逼向张士诚的大本营苏州。与此同时，朱元璋命令镇守镇江的周德兴南下，与驻守常州的汤和、廖永忠会合，先攻取无锡城，再向苏州城挺进。朱元璋还告诉徐达、常遇春、周德兴、汤和等人，他自己已经调集了十几万大军，计划先开到芜湖，然后一路东进，到达太湖西岸后，分兵两路，一路北上，与周德兴汤和会合，一路南下，与徐达、常遇春会合，两路大军，沿太湖东岸，从南北两面夹击苏州城，一举将张士诚的势力清除干净。徐达攻下处州之后，便学着朱元璋的样子，到处拉笼封建知识分子在处州城里为官。就在这拉笼的过程当中，徐达听人谈起，说是在处州青田县境内，住着一位名声十分显赫的读书人，姓刘名基。徐达还听人说，那刘基不仅满腹经纶，而且极富军事韬略。既有文化，又懂军事，徐达自然要把刘基向朱元璋推荐。不过，徐达是个稳重的人，在向朱元璋推荐刘基之前，他把刘基的情况摸了个一清二楚。　　

　　刘基，字伯温，处州青田县人，世代书香门第，据说是北宋杨国公刘光世的后人。刘基打小的时候起就很聪明，有“神童”的美誉。长大后，刘基更是聪颖过人，十四岁考中了秀才，两年后考中了举人，二十三岁一举中进士。只是因为当时的元廷贬压南人，刘基虽然考中了进士，但却在家乡闲居了整整三年，三年之后，才被选派到江西高安县做了一个县丞。虽做了县丞，但也郁郁不得志，一是觉得自己的才华难以施展，二是那些蒙古贵族根本就看不起他刘基。于是刘基就有了辞官的念头。不久，刘基被擢升为江浙行省儒学副提举。看起来刘基的官是升了，但刘基仍然觉得自己毫无作为，一是那些蒙古贵族经常无端地陷害他，二是他自己的主要兴趣好像不是在什么学问上而是在军事谋略上面，所以他做了儒学副提举之后没多长时间，便辞官回到了家乡。方国珍起兵反元之后，元廷浙江行省推荐刘基为元帅都事，帮助那石抹宜孙镇守处州。刘基以为，他大显身手的机会到了。于是，走马上任之后，他鼓动石抹宜孙，对浙江的农民起义军采取诱降和屠杀两种手段进行镇压，使浙江的农民起义大受挫折。对方国珍，他坚决主张用武力解决，并亲自征调军队，还拟好了对方国珍的作战计划。然而，元廷不想对方国珍动武，只想对方国珍招安。刘基的想法与元廷的想法发生了冲突，冲突的结果是，刘基被贬为处州路总管判官。不仅仅是贬官的问题，最主要的问题是，刘基做了总管判官之后，手中就没有兵权了。没有兵权，刘基就不可能在军事上有一番大作为了。所以刘基就非常失望。失望之余，也就是朱元璋向浙东进军之前，刘基再度辞官回到老家青田。这期间，他写了许多诗篇，用来反映自己内心的不满和失望。比如，他在《次韵和孟伯真感兴》一诗中写道：“平时盗贼起成云，厚禄能无愧庶民。樽俎自高廊庙策，经伦不用草茅人。”诗中用“草茅人”自比，表露了一种深深的失落和怨恨。再比如，他在《忧怀》一诗中这样写道：“群盗纵横半九州，干戈满目几时休？官曹各有营生计，将帅何曾为国谋？猛虎封狼安荐食，农夫田父苦诛求。抑强扶弱须天讨，可惜无人借箸筹！”诗中流露的愤懑和失望愈加深沉。　　

　　除了以上一些情况之外，徐达还了解到了这么一些相关的情况。刘基有一个八十多岁的母亲，非常相信占卜算命一类的玩艺儿。刘基是个大孝子，对母亲几乎是言听计从的。刘基几度为官又两度辞官，都是征得他母亲同意的，而他母亲在同意之前，又都是请人算过命和占过卜的。刘基还有一个兄弟叫刘陛，为人机智勇敢，统帅着一支数千人的军队，保护着刘氏家宅不受方国珍等人兵马的侵扰。到刘基二度辞官回家乡之后，刘陛的手下，已有一支近万人的军队了。摸清了刘基的情况，徐达知道了那刘基确实是个非常有本事的人，大哥朱元璋要想得到天下，肯定用得着刘基这样文武兼备的人，徐达认为，刘基已经被元廷伤透了心，只要派几个人去游说一番，刘基就必然会兴高采烈地到应天去为朱元璋效力。但是，徐达连续派出了四支说客，都没有请来刘基，可带回给徐达的消息却是：刘基不愿意去应天。不愿意的理由有两个，一是刘基以为，他已经五十岁了，上有八十多岁的老母，下有两个未成年的儿子，他难以离开家；二是刘基以为，忠臣不事二主，他既然为元廷效过力，做过元廷的臣子，那他就不可能再为其他的什么人效力。徐达尽管知道刘基的“理由”都是托辞，但同时也知道，凭他徐达，是很难将刘基请出青田的。于是徐达不敢怠慢，连忙叫人把刘基的情况及自己派人去请刘基的情况一一写在纸上，然后派亲信回应天向朱元璋报告。　　

　　当时的朱元璋正在积极地征调军队准备同张士诚爆发一场全面战争。接到徐达的报告后，朱元璋一开始很高兴，认为自己马上就要同张士诚开仗了，如果有刘基这样富有谋略的人来相帮，肯定大有益处。可等把徐达的报告看完，朱元璋的眉头就皱了起来。朱元璋皱眉的原因当然是：刘基不愿意到应天来。　　

　　朱元璋爱才心切，急忙把李善长和宋濂、朱升等一班高级幕僚召集在一起商议。朱元璋把刘基的情况介绍完后，又道：“我真想亲自把刘先生请到应天，助我大业呀。”李善长缓缓言道：“李某以为，应天与青田远隔千山万水，一来一回就要耗去许多时日，而朱大人现在公务繁忙，实在不宜离开应天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