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舅戴眼镜，已经有半个世纪了。　　

　　大舅是先天性散光，五岁那年，外公用两担谷子给他换来一副眼镜。从此，大舅就隔了一层玻璃看世界。　　

　　1960年，街道办识字扫盲班，一时找不到教员。居委会任大妈来叩大舅的门了，不由分说把大舅拉到讲台。大舅哪会呀——斗大的字，他认识的不足一箩筐！他站在讲台上，脸憋得通红，吭吭哧哧讲不出话。任大妈把一本课本塞到大舅手里：“您就别谦虚了。”大舅接过书，哭笑不得：“它认识我，我不认识它呀！”台下一片狐疑。任大妈开口了：“瞧你这眼镜，谁信！”　　

　　因为这副眼镜，大舅在文革中备受殊荣——他被当作“臭老九”和学校老师一起挨了批斗。斗到后来，身份查清，原来大舅只是学校的一名校工，属于“人民群众”。然而，岂有造反派认错的道理？——“校工？校工为什么戴眼镜？想向臭老九看齐？拉他陪斗！”还照斗不误。文革过去，“臭老九”平反落实政策，大舅没门儿——“文件里没你这号人。”得，白挨十年斗！　　

　　大舅母常笑话大舅，说自己当初是受骗上当。大舅母是纺织厂挡车工，经人介绍同大舅认识，听说大舅在学校工作，又戴一副眼镜，显得文质彬彬，头回见面，就有几分满意。　　

　　“……你，在学校？”　　

　　“嗯。”　　

　　“你这屋，还可以。”　　

　　“嗯。”　　

　　“你们教书，辛苦？”　　

　　“嗯。”　　

　　天地良心，当时大舅绝对不是存心骗大舅母，只是头次和姑娘见面，紧张，嘴笨。过了很久，大舅母才知道大舅其实是校工。“哎呀，我上当了。”大舅母笑着说——大舅人不错，她觉得这个当上得值。　　

　　大舅就这样，戴着眼镜走过了半个世纪。有时我会想，大舅没了眼镜，会是什么样子呢？也许就不是大舅了。　　

　　去年春节，一个老头跌跌撞撞地晃进我家。我们谁也不认识他，问他找谁。一开口，好家伙，原来这人就是大舅！他乘车挤丢了眼镜，就这样走过来，模样竟是大大地改观。直到给他找出一副父亲的眼镜戴上，我们才消除了和他说话的陌生感，找回原来的大舅。　　

　　我才明白，原来世界也是隔了一层玻璃来看大舅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