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俺的观察，在中国，是越通俗的事情越不能说。雅如音乐、文学，虽然真正懂得的人并不多，但却是人人不妨挂在嘴上的。俗如做爱，虽然是每个男女的必修课，但一开口阐述，必被视为流氓。做爱是个舶来词（make love），但却最符合中国人的秉性。中国人做爱是名副其实：只做不说。从古至今，西方的哲学家对于做爱有着浩瀚的诠释，而中国似乎只有孟子一句“食、色，性也”，也还止步于“色”，不敢涉及“做”，并且把“色”和“食”并举，仿佛表明圣　　

　　者对“色”的超然态度：“色”不过是一种家常便饭罢了，无甚说得。而实际上，你可以问人：“你吃饭了吗？”却不能把“你做爱了吗”作为问候常挂在嘴边。你可以邀请人下馆子吃大餐，却不能直呼“某某，我们做爱去”。圣者的超然，很有些掩耳盗铃的味道。　　

　　古典小说中，写做爱的也不少，但却多半是雾里看花，隔靴搔痒。《醒世恒言》《蒋兴哥重会珍珠衫》有两句“分明久旱受甘露，胜似他乡遇旧知”，虽是写做爱的，却言不及义，让人错觉为两位老友重逢，畅谈人生理想。一件俗事，作者为了撇清，非要用雅文来描写，令人啼笑皆非。如果文字中涉及“挺矛拨草，游蛇入洞”，虽然并没有“露骨”，还须读者用充分的想象配合，也通常会被□□□□代替，恰似人的嘴被强制戴了口罩，并郑重提示：此处有口臭，看官宜回避。至于“翻云覆雨”超过五百字，那就是连口罩都不可救药的了，只好株连九族，满门抄斩，被列为禁书。　　

　　对做爱“说”起来讳莫如深，真正“做”起来也不爽快。中国有五千年悠久的文化，照理是“道德”得不行，在做爱这件事上却可以看出中国人很有些小人。正如某位贪官想收受贿赂，便以生日为借口，一年可以“生日”好几次。男人做爱，也多半以爱为幌子，同时可以“爱”很多人。一般来说，当某个男人说“我爱你”，其实他的潜台词就是要和你上床。似乎“爱”才是主题，“做”只是形式。如此一来，做爱便可正大光明。　　

　　闲读纪昀《阅微草堂笔记》，有一则故事很有趣，文字不长，抄录于后：“京师一宅近空圃，圃故多狐。有丽妇夜逾短垣，与邻家少年狎。惧事泄，初诡托姓名。欢昵渐洽，度不相弃，乃自冒为圃中狐女。少年悦其色，亦不疑拒。久之，忽妇家屋上掷瓦骂曰：‘我居圃中久，小儿女戏抛砖石，惊动邻里，或有之，实无冶荡蛊惑事。汝奈何污我？’”明明自己和别人做爱，偏偏要赖到狐女身上，以狐女做幌子，也算天下奇闻了。可见，做爱，说不得说不得。要说，也要拉块遮羞布。俺既然说这件事，已经算不得正人君子，却还不敢“流氓”到底，把标题直做“做爱”，只好学学古人的东拉西扯，以雅谈俗，取名“停车做爱枫林晚”，虽然言不及义，到底“做爱”两个字没有那么显眼，总算把耳朵掩住了半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