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索里尼被盟主搭救来到慕尼黑后，见到了他的女儿爱达和女婿齐亚诺伯爵。他们夫妇在意大利投降时从罗马亡命出奔。齐亚诺在法西斯党大委员会举行的那次决定命运的会议上，虽然投票反对他的岳父，但仍希望依靠他妻子的影响，同墨索里尼言归于好。在慕尼黑期间，这种愿望确已实现，从而引起了希特勒的愤怒，因为他在齐亚诺一家到达时，已将他们软禁起来。　　

　　就在这群法西斯匪徒进入坟墓之前，一场蓄谋已久的复仇丑剧就开场了。对那些曾在1943年7月间投票反对他的旧法西斯政权的领导人员，凡能在德国占领的意大利境内逮捕的，到了1943年底，都在维罗纳的中世纪城堡中加以审判，其中就有齐亚诺。他们毫无例外地都被判处死刑。尽管爱达百般恳求并要挟，墨索里尼坚决不肯赦免。1944年1月，这批人，不仅包括齐亚诺，而且还有曾与墨索里尼一同向罗马进军的伙伴、78岁的德·邦诺元帅，都以叛徒的罪名被处死了。　　

　　齐亚诺的一生是一场悲剧。他生前帮助墨索里尼干了许多坏事，但在有些重大问题上持有不同的政见，以至到7月会议上，公然站到了墨索里尼的对立面一边。但这些都并不重要。对于后人来说，也许最有价值的是他的日记，他生动地描述了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记载了它的“胜利”，也记载了它的失败，为人们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研究墨索里尼、研究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提供了第一手的材料。　　

　　齐亚诺所以堕落到这般地步，这和他的出身、经历和周围环境的熏陶是分不开的。加莱阿佐·齐亚诺，1903年3月18日生于里窝那。他是科斯坦佐·齐亚诺的独生子。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科斯坦佐·齐亚诺在意大利海军任上校。老齐亚诺是法西斯运动初期最尽职守的人物之一，是墨索里尼的好友。法西斯掌权后，他被提升为海军上将，并受封爵位。此后，他多年担任交通部长和所谓法西斯众议院议长。他最为人知的是他的巨大财富。这笔财富是倚仗他在法西斯党内的势力，特别是担任交通部长期间聚敛起来的。　　

　　加莱阿佐·齐亚诺，1925年毕业于罗马大学法律系。他上大学的那几年正当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初期，当时他担任罗马一家日报的戏剧和美术评论员。说来也怪，那几年他对法西斯党采取了批判态度，而他至为尊敬的父亲当时已成为该党的一名显要头目了。　　

　　齐亚诺大学毕业后，随即进入意大利外交部门。在他供职的头五年中，先后被派驻里约热内卢、布宜诺斯艾利斯、北平以及梵蒂冈。正是在这段时期的最后，他与墨索里尼的女儿爱达结了婚。同时，他成了一个狂热的法西斯主义者。从此，他青云直上。他任驻中国上海总领事不久，于1932年又被提升为驻中国的公使。1933年再度返回意大利，被指派为出席1933年6月伦敦经济会议的意大利代表团团员，随后即担任墨索里尼的新闻办公室主任。1935年，他被提拔为新闻和宣传部副部长。其后不久，被提为法西斯大委员会委员。翌年，在他33岁时，被任命为外交部长。从此，他就成了墨索里尼对外进行侵略扩张政策的辩护士和急先锋。　　

　　齐亚诺生活在意大利历史上最黑暗最颓废的一段时期，他本人也是这个时期道德沦丧的产物。在他看来，国际关系中不存在什么道义。他完全信奉强权即公理的观念。然而，他同他的岳父、他的政治领袖、最后处决他的那个人相比较，他远为明智之处正是在于他看到了意大利的真正安全何在。从纳粹德国占领奥地利时起，他对德国的野心和希特勒权势的扩张对意大利必然带来的危险，已不存在任何幻想。他在日记中一再强调，他相信他所得到的报告是准确无误的：纳粹特权人物暗示的最终意图是从意大利手中夺取的里雅斯特，并占领意大利北部平原。　　

　　作为一个资产阶级政治家，齐亚诺对重大问题有自己的独立见解。但在墨索里尼面前，他总是唯唯诺诺，他从来没有或者是很少坚持自己的意见。随着战争进程的发展，特别是盟军在西西里岛登陆以后，他更加清楚地认识到：德国统治下的欧洲将意味着什么，他对此不抱任何幻想。他被投进监狱后更加坚信，只有打败德国才能确立一种世界秩序，具有主权的意大利也只有在如此秩序中才能生存下去。但是，同样显而易见的是，要改变墨索里尼所遵循的轨道，齐亚诺是无能为力的。他生前曾向墨索里尼提出要防备德国的多次告诫，并且为了促使意大利与西方大国改善关系而不时作出努力。然而，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的忠告或努力取得了成效。　　

　　在齐亚诺身居要职期间，他完全屈服于墨索里尼的权势。在他一生的最后两年中，他几度试图在法西斯大委员会中争取支持，以便阻止墨索里尼对不可一世的德国主子日益卑躬屈膝。1943年7月25日，他和前任外长狄诺·格兰第一起，带头发动了反对墨索里尼的政变，这个独裁者终于被推翻。不过为时已晚。　　

　　齐亚诺留给人们的有价值的东西是他的日记，西方一些史学家认为，这是“当代最有价值的历史文献之一”。这部长达40余万字的日记，是齐亚诺在二次大战即将爆发和战争前期写下的，前后达五年左右时间。从这本日记里，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到希特勒德国和墨索里尼的意大利的丑恶现实，也可以更加具体地了解在那决定命运的年代里，德国如何玩弄阴谋诡计的内幕真实情况，从而可以透视，希特勒如何屡屡重演故伎，以庄严誓言掩盖真实意图，蒙骗别国政府，甚至对其盟邦也不例外。　　

　　“我以这样一种排除任何谎言的心情宣布：日记中，没有一字一句是假的，或是夸张的，或是出于私怨的。日记中的一切都是我亲眼所见，亲耳所闻。在我准备离开人世的时刻，如果我考虑答应出版这部仓促写成的日记，那并非因为我想在死后得到重新评价或得到昭雪；而是因为我相信，在这个世界上，一份能证明真实情况的忠实材料，对于解救无辜者和惩罚罪责难逃者，可能仍然是有用的。”　　

　　齐亚诺写了绝笔书，被带到了巴伐利亚。随后不久，他被转移到维罗纳，他在那里被盖世太保监禁了三个月，遭到他们惯有的残酷对待。齐亚诺在信中表示，他坚持认为，要对大家的苦难遭遇负责任的，不是意大利人民，也不是政府本身。他说：“有一个人，只有这个人，在阴险的个人野心和军事荣誉的驱使之下，一手造成了国破家亡的后果。这个人就是墨索里尼。”　　

　　齐亚诺写信告诉国王，他已经为他死后尽快出版他的日记作了安排。1944年1月，他被处死之前，他已委托妻子将日记妥善保存，嘱咐她设法予以出版。爱达·齐亚诺面临如何才能将日记偷偷送出意大利的难题。她本人受到了严密监视。纳粹分子出重赏要人交出日记手稿。法西斯分子也竭力防止这些泄露真情的材料传出意大利。　　

　　爱达受丈夫的重托，在从米兰附近到瑞士边界的充满危险的旅途中，装扮成一个农妇，把日记系在一根带子上，藏在裙子里。到达边界时，她焦虑不安。但是，她十分幸运，没有被认出来，由于她像是怀有身孕，竟得到了特殊照顾。到了瑞士，她报告了瑞士当局。瑞士当局把她交托给伯尔尼附近的一个女修道院。在那里有好几个月的时间，除瑞士官方渠道同她保持联系外，为了安全起见，不允许她与外界联系。　　

　　当时，正在瑞士采访的芝加哥《每日新闻》报的记者保罗·加利，听到了齐亚诺夫人逃出意大利的消息。在她从女修道院被转移到一所疗养院之后，他与她取得了联系。加利听她讲述了如何设法将日记带出意大利的前后经过。经过几周协商，加利代表芝加哥《每日新闻》与她达成了一笔交易，取得在该报连载这些日记的版权。从此，齐亚诺的日记终于冲出了德、意法西斯的魔掌，与读者见面了。后来，这部日记被译成多种文字，得以在世界上广泛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