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乾隆皇帝把英国人与荷兰人视同朝鲜人，为进贡使臣，因而他未能领会到欧洲人在中国出现的历史重要性。即使马戛尔尼爵士尝试在圆明园里刻意地公开展示当时最先进的加农炮来引起乾隆的注意，但乾隆却完全没有因警觉而产生忧虑和不安，连他庞大的官员群里也没有人立刻意识到这些枪炮的潜在威胁。当英法联军在1860年占领圆明园时，两门山地榴弹炮依然安静地摆在正大光明殿附近的建筑物里，跟无数的玉石、罐子、珐琅器和钟表放在一起。102这些枪炮被收藏的方式跟珠宝和罐子没有两样，显示出乾隆把这些枪炮仅仅视为新奇的玩意而已。　　

　　这些由马戛尔尼爵士带来献给乾隆皇帝的枪炮，和三辆由朗格戈（Long Acre）的哈契特（John Hatchett）制作的优美舒适之马车，从来没有被使用过，一直被放置在一座建筑物里，作为进贡的纪念品。荷兰人范巴澜看见马车时，“仍然是油漆精美，完美的亮漆和整辆马车光彩如新”。五十多年后，当英法联军占领圆明园时，英军统帅额尔金的传译官罗伯斯温豪（Robert Swinhoe）在园里发现由马戛尔尼献给乾隆的三辆马车，其中两台仍然“完好无缺和运作良好”103。关于乾隆皇帝为什么继续使用他粗糙笨拙的马车，而从来不使用英国人给他带来的优美而又容易操作的马车，发人深省。哈契特设计的马车明摆着没有把中国的礼俗考虑进去，所以驾马车的人坐在隆起的箱子上，高于皇帝的座位，并且背对着他。从这里可以知道，乾隆情愿为了御座的尊严，不惜牺牲现代工具的便利。　　

　　马戛尔尼使华多年之后，伦敦于1816年又派出另一个使节团到中国，希望“消除广东贸易中的许多冤情”。嘉庆皇帝跟他的父亲一样，没有了解到英国的强大武力，再次把英国来使看作来自异邦的进贡团。依照1793年访问的先例，嘉庆同意亲自接见，提供盛大的宴会，并在圆明园内招待来使，而且排定了七天的日程。第一天在圆明园里款待英使；第二天在同乐园听完戏之后，于正大光明殿正式召见来使；第三天在正大光明殿设下盛大宴会；第四天带英国使者游览万寿山一带；第五天在圆明园内与使者告别；第六天，在礼部设官方的告别宴会，并在紫禁城举行赠予英国人礼物的仪式；最后在第七天与即将离开北京的来使告别。104这个日程显示出嘉庆对使节团的理解跟乾隆并无不同，都认为像一般的进贡团一样，仅仅只是一种仪式的、惯例的、游乐性的活动，跟英国要扩大贸易的目的，明显地大相径庭。　　

　　阿美士德（William Pitt Amherst， 1773—1857）伯爵率领第二次来华的英国使节团。尽管距离马戛尔尼使华已经超过二十年，但中英之间的彼此了解并没有任何改善。更何况随着英国国力的增强，伦敦做出妥协的意愿很低，特别是在跪拜问题上，更无妥协的余地。　　

　　阿美士德抵达天津之后，即表示他将脱下帽子三次和点头九次，作为对中国皇帝的敬意。中国官员驳斥说，马戛尔尼在1793年来华时曾经行过跪拜礼，甚至点名要在阿美士德一行人中的年轻的斯丹敦作证，马戛尔尼的确行过跪拜礼。当年仍是孩童的他，曾经跟随马戛尔尼使华。当斯丹敦回答说，他已经忘记二十年前曾经发生过的事，中国官员勃然大怒，并强调天朝所定的礼数是要求所有大小官员，和来自包括安南等数十个属国的使臣，都要在觐见皇帝时行跪拜礼。他们坚持说，如果英国人拒绝接受中国礼仪的话，皇帝肯定不会接见他们。阿美士德因而一再受到中国东道主要求遵从跪拜礼仪的压力。105这种争议引起并加深了双方的恶感。　　

　　当阿美士德坚决拒绝服从之后，他们的队伍就停滞在距离北京十公里的通州，虽经十天的紧张谈判，仍然无法解决问题。在模棱两可的情况之下，阿美士德一行75人继续往圆明园进发。他们在一个炎热的夏天夜晚抵达海淀留宿。嘉庆皇帝显然不知这些远客有多么疲惫，立即要求按照原定日程，在第二天的一大早于圆明园的正大光明殿接见英国使节。但是阿美士德不愿以疲惫不庄重的模样出现，请求更多的休息时间。但是，没有一个中国官员敢更改钦定的日程，因而粗暴地强迫英使准时去觐见皇帝。阿美士德勃然大怒，断然地拒绝中方的施压，这立即引起中国官员的反感。他们上奏朝廷，斥英国人态度恶劣与妄自尊大。嘉庆在不良的干扰之下，立即终止使节团的一切活动。这等于驱逐出境，英国使节团就此回国，甚至连近在咫尺的圆明园也一眼都没看到。嘉庆在给英国国王的国书里，特别抱怨阿美士德拒绝接受马戛尔尼在1793年行过的跪拜礼。他直截了当地把责任推给英国使臣。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