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皇帝竟以儒家的孝道为名，作为重修圆明园的理由。他的父皇咸丰因圆明园之毁含恨而死，并于弥留时将圆明园同道堂的印章相赠，以示不忘。他的母后慈禧早年在圆明园得到宠幸，且在园中生下同治，自然对于恢复御园旧时的风光，最为殷切。然而太平天国运动之后，国库空虚，虽心有余而力不足，难以启齿。直到1867年，圆明园被焚已经七年，才由一位言官出面，主张募款修园，结果所得有限，风评不佳，同治及时谴责并处罚了这一位言官，以维护其体恤物力的形象。不过，他修园的强烈欲望只被礼教的大帽子暂时罩住而已，到了1873年，再也按捺不住。他于同年11月17日的上谕中强调，他之所以要修园，是为了尽孝，绝非为个人享乐。他说两宫太后抚育他长大成人，理应修复御园，使她们颐养天年。他也知道财政困难，所以并不要求重修整个圆明园，只要求修复部分，以应两位太后所需。话说得合情合理，完全符合传统礼教，于是内务府于二日后即开始作业。主要工程包括清夏斋、承恩堂、天地一家春等，都在万春园内，确为太后颐养所需。但关键仍是钱从哪里来？国库空虚，自会引发御史们的反弹。然而同治自以为理直气壮，欲强渡关山，更希望于1875年母后慈禧四十岁生日时完工。这种讨好母亲的孝心与强烈愿望，使年轻的皇帝大有不择手段达到目的的态势。他向内务府施压，向王公大臣募款，结果所得仍然有限，远不敷工程所需。但在皇帝的大力催促下，工程不得不展开；不过，开工不久，往往就因钱财不继而停工。同治原要修复3000个单位，后来虽然减到1420个，银钱仍然远远不够。　　

　　同治皇帝不顾一切修园，最后导致亲贵大佬们的一再干预。例如文祥于1874年4月2日呼吁停工，但皇上执意甚坚，置若罔闻，更亲赴工地，引起严重的安全顾虑，使恭亲王及帝师李鸿藻不得不积极出马劝阻，但5月9日的面见，毫无效果，同治于5月24日又秘密到工地视察，并在双鹤斋野餐。同治之毫不在意，令皇室震惊。同时，地方大员如两江总督李宗羲于1874年7月13日也上奏劝阻，力言圆明园即使修成，因洋人威胁未除，仍不安全，应效法汉文帝和宋仁宗于外患未除之前誓不修园的故事。此奏折明显蕴涵道德谴责的意味，并且促使翰林院编修李文田于7月20日要求同治立即停工。李文田过去虽曾捐款修园，此时则响应总督之言，直率地说，园工若继续，势将竭泽而渔，并举近日灾变不断，天象示警，不可不慎为说。然而这些以传统“礼教”来规劝同治皇帝，毫无效果。　　

　　同治可以不受规劝，但无法漠视财源之不继，往往发生工已开而钱未到位的窘境。虽有一些私人捐献，但沧海一粟，无济于事。如1874年的5月里，捐得三十万两，然所需则高达数千万两；二三十万两已见竭泽而渔之弊，令许多官宦之家，不胜负荷。更有甚者，重建圆明园除钱以外，尚需有钱也难以买到的巨型木材，同治曾向两湖、闽浙、四川一带的地方官，索取巨木三千，但湖广总督李瀚章、湖南总督王文韶均无以为报，因两湖沿江木材，早于太平天国运动期间，砍伐殆尽，故李瀚章奏称，唯有到贵州山区原始森林中去采伐。深入山区固已不易，运输至京，难上加难，根本是开一张空头支票塞责而已。其他各省也无木可献。绞尽脑汁搜寻巨木，终于导致一件丑闻，奸商李光昭以捐献木材为名，到处招摇撞骗，牵涉到内务府。军机处要求直隶总督李鸿章彻查此事，终于水落石出，原来李光昭利用皇帝求材心切，谎称有巨木可献，以骗取特权，同时还骗了外国商人。审判结果，李光昭于1874年9月28日被判死刑。不过在审判过程之中，好几位内务府大臣涉案，清廷于窘迫之下，不得不驱逐陪李光昭到华南去招摇撞骗的长龄，以及将内务府大臣贵宝、崇纶交部严加惩处。这是一件因修园而引发的大案，不仅于道德有愧，而且犯了刑法。　　

　　然而，丑闻之起，毕竟是由于皇帝一心一意要求修园的缘故。于是反对将大笔银子花在园工上的王公贵戚和政府大员，有更多的口舌；要求停工以爱民的呼声，更强而有力地挑战同治修园的孝心。在此情况之下，恭亲王伙同其他三亲王，文祥、宝两军机大臣，以及沈桂芬、李鸿藻两军机，奏请立即停工。要点有三：户部财力已尽，根本无法筹付内务府估计的一千万两到两千万两的修园费；内外反对园工的声音，不容忽视；修复紫禁城旁的三海，既可省钱又能奉养太后。并立即求见。同治皇帝在强大的压力下，修复圆明园的强烈欲望固难再伸，孝顺皇太后的借口，也难再自圆其说，可谓一败涂地。此一君臣相会，十分紧张，同治于气愤之余，冲动地要把皇位让给恭亲王，害得诸王痛哭流涕，吓得文祥跪地昏厥。修园的欲望终于被现实所击溃，同治帝终于1874年9月9日，在慈禧太后的同意下，完全打消修园的念头，不得不诏令无限期停修，残破的圆明园从此逐渐成为历史名词。至八国联军之役再遭巨创之后，圆明园更加日渐毁损消逝，以至于成为废墟，昔日繁华，仅成追忆。值得特别指出的是，圆明园之衰亡，主要由于外力入侵而遭摧毁，与历史上其他名园的没落，殊不能一概而论。唯有圆明园的一个叫清漪园的属园，修复为颐和园，留存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