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九百人，不是个小数字啊，黑田想，可把院子给挤得满满的。　　

　　午饭吃完后，秋山上尉说田岛中佐命令他们把所有的嫌疑犯押送到玄武湖边，枪杀后把尸体抛到湖里去。　　

　　八九百人被排成五六个人一行的纵队，把最外面两行的人用街上倒下来的电线、电话线绑好，再把每个人的膀子或大腿串连起来，打个结什么的就可以了。　　

　　黑田和他的士兵们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在这长长的战俘队伍两边押送着，往城东北方向的玄武门走去。他们离国际安全区越来越远。　　

　　这些年轻的中国人知道自己将会被怎么处置吗?如果他们同时往外挣脱逃散怎么办?即使那样，他们也没有生的机会。他们得面对所有上了刺刀的步枪，还有两挺重机枪和四挺轻机枪。　　

　　天阴了下来，风刮得更猛了。幸运的是在半个多小时的行进中，战俘中没有一个人试图逃跑。他们木然地往前走着，好像灵魂已经离开了躯体。　　

　　玄武门被山包一样的沙袋堵塞着。把那些沉重的沙袋清理掉，再把门打开，执行田岛中佐的命令是不可能的。秋山上尉决定就地处置战俘。　　

　　在城门右边的城墙(城墙竟有二十米高哇!黑田禁不住赞叹。)脚下有一个又长又宽的大坑，肯定是守军挖泥装那些麻袋所留下的。在这里枪杀战俘，再把他们埋在坑里，没有比这更好的了。　　

　　他们把一行行的战俘赶到墙与坑子之间的狭长空地上，所有的机枪都架好、对准坑子里面之后就开始把战俘往坑子里面赶。只是到了这个时候，那些中国人似乎才猛然从冗长的、模模糊糊的噩梦中惊醒，有十来个人愤怒地喊着从行列里挣脱出去，立即就被日本兵用刺刀捅死。有几个人转向押着他们的日本兵，把笔啊、香烟啊，任何从口袋里还能掏出来的东西扔过去，嘴里还一个劲地哀求着什么。　　

　　“哈哈哈!中国人给我们发军饷了!”上野开玩笑地嚷道，“太迟了!”　　

　　一个离黑田很近的战俘把一块手表扔给他。先前搜身时怎么给漏了呢?可怜的家伙，大概是太绝望了吧，以为这个时候一块手表还能救他一命。　　

　　几分钟后，所有的战俘都被赶下巨大的坑里。那么多人挤在里面，只见一片往上仰着的被恐惧扭曲了的脸，很多人的眼睛里充满了仇恨和愤怒。　　

　　“开火!”秋山发出命令。　　

　　六挺机枪同时吼叫起来。　　

　　血肉模糊的碎片顿时飞向天空，落得到处都是。黑田赶紧后退几步，低头一看，军服上已经沾满了斑斑的血迹，还有好几片碎肉。后来他才知道，一些站在三十米开外的日本士兵也没能幸免。　　

　　一两分钟后，秋山命令停止射击。　　

　　从大坑里传来一片令人毛骨悚然的“哎呀”声，痛苦的哭喊声碰撞在高高的城墙上，发出阵阵回响，凄惨至极。　　

　　二三分钟后，秋山命令再次射击。六挺机枪又齐声吼叫起来，淹没了痛苦的呐喊和呻吟。一直到第三轮射击结束后，所有的呻吟、哭喊声才完全停止。一切显得那么静。　　

　　战俘们都到另一个世界去了。黑田和他的士兵在坑的四周挖土埋盖坑里的尸体时想。他们用的是战场上挖战壕用的小军用锹，城墙脚下这片狭长的土地，这个又长、又宽、又深的坑子，不也是个战场吗?是个战场，但又不能算是真正的战场。　　

　　免了吧!他对自己说。这些事情他是理不出头绪来的。这么理下去对自己也不利。他是个少尉，他的职责就是不折不扣地执行命令。　　

　　二十分钟以后，他们干完了，准备离开。黑田注意到坑子里的土层很薄，如果——当然是个很遥远的如果——坑里有些战俘还没有成为鬼魂的话，是有可能把头抬起来的。　　

　　一个小时后，他所在的中队与其他中队会合，一齐向城北的下关行进。黑田发现自己还在想着玄武门坑子里有人死里逃生的可能性。向他扔手表的那个人，还有其他什么人，有没有可能正在从那个集体坟墓里爬出来呢?　　

　　不能这样想，黑田再次提醒自己，这么想下去是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武士的。他抬起头环顾了一下四周，看见一座烧得还剩个骨架子的楼。他记得就是在这里，一百来个被怀疑是散兵的中国人被押到楼顶上、浇上汽油给活活烧死。好几个浑身着火的中国人从楼上跳下来，立刻被地上猎猎作响的火焰吞没。直到现在，黑田还好似听见观看的日本士兵发出的疯癫的欢呼声。　　

　　这时，他感觉到右边不远的地方有个目光在狠狠盯着他。　　

　　是田岛中佐，骑在一匹高大的马上，立在路边，检阅着向前行进的部队。　　

　　黑田立刻向前紧赶了几步，追上自己的队伍。　　

　　还早呢，还有很多清剿的任务要完成——黑田提醒自己。他要时刻保持精力集中，无论如何不能再给自己带来羞耻了。　　

　　约翰·拉贝又在城里巡视,车里还有新成立的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分会主席约翰·马吉牧师和分会的秘书厄内斯特·福斯特牧师，还是韩开车。　　

　　国际安全区委员会昨天一早在宁海路的总部开会，很快达成一致意见，需要立即成立国际红十字会分会来处理包括安全区以外的巨大人员伤亡。几分钟以后，一个新的组织诞生了。拉贝认识红十字分会中几乎所有的成员，其中好几位，如马吉、路易斯·史迈斯博士、M．S．贝茨博士、W.P．米尔斯牧师，还有他自己，都是国际安全区委员会的成员。有几位则是新成员：厄内斯特·福斯特、金陵大学附属医院的罗伯特·威尔逊医生、金陵女子学院的明妮·魏特琳教授，还有两位中国人：中国红十字会南京分会的李春南先生和沈瑜舒牧师。　　

　　下午，苍白无力的阳光射在断墙残壁上和马路两边被遗弃的枪支、军服、尸体及其他乱七八糟的杂物上。他们不时会发现一颗手榴弹在马路中央躺着，韩把车小心翼翼地绕过去，免得被炸飞上了天。车前猎猎作响的红十字会小旗时时提醒他们，有很多重要的事情需要他们去做，没有权利对自己的生命马虎。　　

　　拉贝瞥见马吉又在用藏在大衣里的十六毫米摄影机拍摄马路两旁的情景。　　

　　日本兵十人一伙、二十人一群地在城里乱窜着，他们用枪托、石块或砖头什么的敲门砸窗，见什么值钱的东西就抢劫一空。中山路和太平路两旁的商店，无论大小，都不能幸免。有些日本兵用木条箱拉着战利品，另一些日本兵逼着中国劳工用黄包车、马车或扁担什么的帮他们运送抢来的东西。　　

　　拉贝觉得这场面简直是太可悲了，也太令人气愤了！不过，他提醒自己，一定要冷静，要有策略。　　

　　这天早晨，马吉曾运了一车中国伤兵到外交部，那里已经成了临时伤员医院。把重伤员抬进去以后，他们开始帮助还能勉强走的伤员。刚走上台阶的一半，来了一队日本兵，其中一个一把抓住马吉扶着的那位伤兵，把他受伤的手狠命拧到背后，用绳子绑起来，疼得伤兵直叫唤。　　

　　“野兽!”马吉回到国际安全区委员会总部讲起这件事时，依然满脸的愤怒。　　

　　战争是多么的残酷，多么的罪恶，把本来挺正常的人变成了疯狂的野兽。不是野兽，怎么会那么样对待伤兵、战俘，还有无辜的平民呢?！　　

　　车在马路上缓慢地开着，他们不时停下来检查横七竖八的尸体，子弹都是从他们的背后射进去的。太可恶了!　　

　　车来到基兹林与巴德面包店门前。这十多年来，拉贝吃的奶酪和面包大都是这里做的。他看见基兹林先生正和几个日本兵在争执着什么。车还没有停稳，拉贝就跳了下来。　　

　　“怎么回事?”拉贝尽量压低嗓音问。　　

　　身着草黄色军服的日本兵们转过身来瞪眼看他，眼里射出狼一样的光芒，拉贝浑身冒火。日本兵们手里都紧握着塞满东西的包，显然是从基兹林的面包店和家里抢的，还有一件看上去很昂贵的皮大衣，一座很大的镀金闹钟，还有一幅配着精致框架的油画……基兹林原来在门口竖着的纳粹旗帜也被扯了下来。　　

　　纳粹标志曾守护过这里的安全，今天却不起作用了。怎么回事?　　

　　一个日本兵刺刀上的血迹还清晰可见。他放下手里的包，气势汹汹地往拉贝面前逼来。　　

　　情急之中，拉贝从口袋里抽出纳粹袖章，在日本兵的脸前拼命地摇晃，像头激怒了的狮子吼着：“希特勒!希特勒!懂吗?”马吉、福斯特和韩都挺身站到他的身旁。日本兵似乎被突然的咆哮惊呆了。他站在那里，用日语呜里哇啦地解释着。见拉贝听不懂，他又打起手势，指指自己的嘴巴、肚皮。拉贝明白了个大概：他们需要食物，得自己寻找填肚皮的东西?　　

　　日本兵们转身要走，拖拽着沉重的战利品，一副理直气壮的样子。基兹林又想上前阻拦，被拉贝一把拉住了。